在孔子禮樂思想裏，重人事重現實而遠鬼神的部分，同樣閃耀著人性的光彩。
春秋時代，尤其是孔子崇尚的西周時代，科學還處於萌芽狀態，鬼神天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精神與行為。尤其作為禮樂主體部分之一的祭祀，是政治乃至於治理國家的最為重大的事情，有時甚至比戰爭還要看得重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這樣大的背景之下，孔子卻敢於在離鬼神最近的禮樂之中，釀進以人為本、以現世為重的因素，不僅是他整個哲學思想中以“仁”為核心的“一以貫之”，也有著他獨到的智慧與膽識。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
重在“務民”。雖然要懷著一種敬意祀奉鬼神，因為那是祖先的亡靈，不僅可以讓活著的後代在心裏升起一種虔敬之情，還可以起到調節後人關係的作用，當然不能輕率，一定要“敬”。但是畢竟那是已經過去久遠的事情了，而且又生死相隔，看不見摸不著，所以，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專心致誌地為百姓辦好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孔子說，如果做到這些，那就是有智慧的聰明人了。隻要把著力點放在當下現世，“人”的作用也就會實際地突出出來。個人遇到任何挫折坎坷，也就不會怨天尤人，而是會奮然而起，劈開荊棘。如魯迅先生所說，在沒路的地方踏出一條生路來。至於國家的事情，特別在一些重大的考驗麵前，領導與人民，尤其是領導，更應負起應有的責任，不文過不飾非，不愚民不專製，撲下身子，勤勤懇懇。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這是對於子路的回答。今天我們讀之再讀，就會感歎孔子的先見之明，並為孔子愛護弟子的殷殷之情所感動。子路重於行動且又敢於行動的性格，在那樣“禮崩樂壞”爭鬥不已的時代，老師對於他的生命是存著擔憂的，所以才會提醒他，讓他警惕，以保平安。對於子路“怎樣服事鬼神”的提問，老師說，“鬼神”與“死”都有是虛幻無法預知的事情，對現實人生的為人做事的問題尚且難得圓滿，何必為虛幻的鬼神與死去徒耗心神呢？還是先注重當下的事情吧，沒有服侍好活人，怎麼可以有辦法去服侍鬼神呢？至於死，唉，還是先把生的道理弄明白了，再去關心死的問題吧，沒弄明白生的道理，怎麼能夠懂得死呢？還是先從現實的人生中去求其圓滿與充實吧！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孔子祭祀祖先的時候，便好像祖先真在那裏；祭神的時候便好像神真在那裏。但是對於後麵的這段話，卻有兩種解釋。最流行的，是將“吾不與，祭如不祭”讀作“吾不與祭，如不祭”，我若不能親自參加祭祀，就好像我不曾祭祀一樣。台灣傅佩榮先生則將這一句斷為“吾不與，祭如不祭”，意思是“我不讚成那些祭祀時好像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馬馬虎虎的人”。在這裏，仍然體現著孔子對鬼神雖然“遠之”，卻依然敬之的基本態度。這種“敬”，與孔子對人對事一貫的“誠”字，是一脈相通的。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論語陽貨》）
這個宰我，也是孔子的高足，也是被孔子多次批評過的。知名度最大的批評有兩次，一次是因為他白天睡覺，被孔子批評為“朽木不可雕也”。這次因為三年之喪，更被孔子批評為“予之不仁也”。
這次批評不僅嚴厲，還激起了孔子很大的火氣，以至於我們今天還可以感到孔子當時臉紅脖子粗的憤憤不平的神態。宰我感到父母去世子女居喪三年太久了，並建議變三年喪期為一年（古代的三年是指二十五個月或二十七個月，三年是指三個年頭）。他的理由不能說沒有道理：君子三年不能舉行禮儀活動，禮儀就會荒廢，三年不演奏音樂，音樂也就會失傳。舊穀吃完了，新穀就得登場了；打火用的燧木也已經過了一個輪回（春用榆柳，夏取棗杏，秋為柞梄，冬是槐檀），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一聽就有點來氣，緊接著追問宰我：“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白米飯，穿錦緞衣，能心安嗎？”想不到宰我老老實實答了一個“安”字。這下孔子可是動了真氣了，臉色也難看起來，搶白道：“你安心你就去做吧！君子在守喪時，吃美味也不辨滋味，聽音樂也不感到快樂，住在家裏也不覺得舒服，因為心裏不安才不這樣做。如今你既然心安，那你就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宰我看到老師生了這麼大的氣，也就退了出來。但是孔子似乎意猶未盡，弟子走了還在表示著自己的不滿：“宰予真是不仁呀！兒女生下地來，三年之後才能完全脫離開父母的懷抱。替父母守喪三年，天下從來就是如此。難道宰我就沒有從父母那裏得到三年懷抱的愛護嗎？”在《論語裏仁》篇中，孔子還有過類似的話：“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就是在講作兒女的怎樣回報為自己操碎了心的父母，要把父母的生日牢牢地記在心上，一方麵為他們的長壽而高興，一方麵又為他們的年邁而擔憂，從而更加無微不至地孝順他們。
被南懷瑾先生稱為“調皮文人”的金聖歎，就曾經給自己的兒子寫過一封“調皮”的信。大意是說，我和你是朋友，最初你也沒有指定非要我來做你的父親，我也沒有指定非要你來做我的兒子，我們是撞大運一樣碰巧撞來的，既然是撞，誰也不欠誰的，彼此之間，也就沒有什麼深的交情可言。但是話又說回來，我這個老頭子和你媽這個老嬤子，從替你擦屎擦尿開始，照顧了你二十年。就以這二十年來論，你到大街上找找看，看看還能不能找到一個比我們這兩個老家夥更好的朋友？我們現在不要求你孝不孝，隻要求你用這兩個老家夥照顧你二十年的感情，也同樣照顧我們這兩個老家夥二十年。
金聖歎實際上是在重複孔子的意思。孔子在這裏既是講禮，更是在講一種人間之愛，而且是一種大愛至愛。從父母的角度，在無我地疼愛著自己的孩子的時候，從來就不曾想過報答。這是人間一種最崇高的犧牲。我們先不論宰我的一年喪製與孔子的三年喪製誰的更合理。我們需要用心去體會令孔子激動的那個情懷，和情懷中盛著的那份敬那份愛。在《為政》篇，孔子專門講到孝中的這個“敬”字。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真是會觀察能譬喻，他在向為人子女的發問：如果單單著眼於物質豐厚的供養，而對於父母的行為態度不能在誠敬上講求，這和犬馬被主人豢養也能回報主人的行為，還有什麼差別嗎？
這也許就是打開孔子禮樂思想的鑰匙--人類的情感，人類之愛，也就是那個隨處可見的仁。這個“孝”字，在孔子那裏是有著豐富多彩的外延的，這種外延，最主要的，就是要讓一級級的官員，樹立起孝天下的思想與行為來。這也就是，要把天下的百姓，當作自己的父母去悉心地孝順、疼愛，做到了，也就是忠，也就是忠孝兩全。當然，孔子不會想到，後來的情況會與他的想法正好相反，大多的官員，心裏麵隻是把自己當作百姓的父母，要百姓來孝敬、服侍。一旦成為要百姓服侍的“父母官”，在孔子的眼裏，那是連狗屁也不如的不仁不義者啊。
就是在這個被孔子批評著的宰我身上，我們同樣體會到了他們師生間的情感與大愛。宰我比孔子小二十九歲，老師越批評他，他跟得老師越緊，以至在老師流亡列國十四年的艱難險阻裏，他也不離開老師一步，並且由衷地敬仰著也愛著自己的老師，說“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醜上》）。老師更是以寬大的胸懷，愛著也疼著自己的學生。打是親，罵是愛，誰能說老師的“罵”裏，不正含著大愛呢？批評著，而且是那樣嚴厲的批評，他還那樣地惹老師生氣，可是老師仍然不改公正與信任，用心去理解自己的學生，並曾經自責地說“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是說我因為單純從說話上看人，差點失掉這個高足。也正因為信任與理解，孔子曾經多次派宰我出使各國，如“宰我使於齊”，“孔子使宰我使於楚”等。並且孔子在其即將不久於人世，而對自己的弟子作“定評”的時候，還把宰我列為十大弟子之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論語先進》）
這個宰我，實則是對於老師的禮樂思想，有著深切的領會，並給予著理解。如他在受老師的派遣出使楚國的時候，楚昭王要把一輛華麗的車子送給孔子。也許我們會覺得，這個楚昭王，不把車子送給魯國的掌權的大夫，而是送給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是不是有點“迂腐”？其實，春秋的末期，特別是到了戰國時代，知識分子是受到了空前的重視與“愛戴”的。
從宰我對於楚昭王的贈車所持的態度與做法上，也可以領會孔子禮樂思想的精華。對於這輛華麗的車子，宰我是代表老師進行了拒絕。他拒絕的理由很實在也很光明正大：“孔子言不離道，行不違仁……道行則樂其洽，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糜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知夫子無用此車也。”（《孔叢子記義》）
孔子的禮樂之道，便是一個“仁”字。
我們不妨再從孔子對待自己的兩個學生的“見義勇為”上，體會一下孔子禮樂思想的真實內涵。
一件是子貢做的。有一次，子貢在別國遇到一些淪為奴仆的魯國老鄉。子貢是個富人，又是個仁人，看到這種情況當然於心不忍，於是就出錢把他們贖回了魯國。恰巧魯國有一個規定，即凡贖回在外為奴的魯國人，贖金由國家支付。但是子貢覺得仁人不能贖回了人再讓國家掏錢，堅持自己花錢辦好事。孔子知道後，卻並沒有多少讚揚，反而說，如果都像子貢這樣，以後魯人再被拐賣，誰還再去贖呢？
另一件好事是子路做的。子路遇到一個落水者，便毫不猶豫跳下水費盡周折把落水者成功救起。落水者的家人無以感謝，就以一頭牛表示謝意。子路也沒有推辭人家的謝意，欣然接受，並將牛牽回家來。孔子知道後，大加讚揚：好好好，以後再有這樣的情況，就會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從這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禮樂中的仁愛，是一種君子之仁，也就是一種發根於現實基礎之上的大仁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