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的這句話說的相當“白話”，就是說，作為一個人如果不仁，怎麼可能理解並遵循禮樂並將禮樂做好呢？還有那個“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也是在說，如果沒有仁的思想內涵，光有玉帛與鍾鼓等禮的形式，那是不能稱之為禮的。“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這裏的“克己複禮”，是在人與人的相處以及擴而大之到整個社會，所要進行的利益調整，隻有“克己”才能“為己”。正如荀子所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則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荀子富國》）在這裏，仁又體現為克製自己使自己服從於禮樂。但是，這個“克己”，當然不是消極的被動的，這個“克”，也不是克服什麼不合禮的邪惡；克己應當如傅佩榮先生所說，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樂的要求，並積極主動地“視聽言動”，實踐禮樂的要求。在孔子思想的核心處，“人”是占著中心的、主動的位置的。在孔子說過“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之後緊接著，不是還有著這樣的話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由己”，都是人的自己在發揮著主觀的能動性。
我們不妨從孔子對待“酒”的態度上，去體察這個“為仁由己”。在《論語鄉黨》篇中，有幾處提到了酒。比如，“唯酒無量，不及亂”。這是說孔子有著大的酒量，不是一般的量，也不是量小得隻能沾沾，更不是一點不能喝，而是“無量”。看來，在那樣天寒取暖設備差的北方，又是時世艱險處處碰壁的時代，孔子是有些好酒的。借酒澆澆心中的塊壘、抒抒胸中的意氣，或者佐餐待客行禮等，孔子一生恐怕沒少喝酒。但是他卻從來都合於禮，“不及亂”，不醉酒，不酗酒。在《子罕》篇中，孔子自述道：“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這裏孔子說了自己的四種情況，但是這四種情況又是相互關聯著。我們知道，孔子是做過大官的，上朝事公卿，這並不是在吹牛，而是表示自己雖然幹過這種為官的事，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兢兢業業罷了。接著是第二件，“入則事父兄”，這個很重要。別看我事過公卿，照樣回到家來幫助妻子幹點家務，孝順父母，尊敬兄姊，愛護弟妹，甚至還要抱抱裏孫外孫什麼的。並不會因為幹著什麼公幹，當著什麼官職，就趾高氣揚得連家人也都成了為自己的服務的“秘書”了。當然也不會借故“忠孝不能兩全”，連父母病重也不照麵。第三件事是關於朋友間的事，有了喜事喪事，尤其是喪事，一定要幫忙，而且要勉力去幫助，“喪事不敢不勉”。需要錢財上的周濟不要吝嗇，這個時候要出手慷慨；錢財上不能幫也不要緊，那就幫助忙活照料，再小心地給以慰問，讓朋友覺得不孤單有依靠不絕望。這些事當然都也正常，但是緊接著卻突然出來一個“不為酒困”，好像有點突兀。其實不然，因為在外幹事，在家家居與交朋友，總之是人在這個社會上，免不了要有一些飯局酒場，避不開酒的。這就要有酒德了，要“不為酒困”，不能沉湎其中，把自己的身體搭進去不說，還要把老婆喝跑，孩子喝得沒人照管，再把朋友的酒店也喝得無奈關門。
不僅如此，孔子還“為仁由己”，將酒喝出了孝與禮。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有事情，作為晚輩，應當主動承擔；但是有了好酒好飯，卻要“先生饌”，古代一般尊稱長輩為先生，要讓長輩先喝先吃。但是，這樣就是孝了嗎？還不是，如果不是“為仁由己”，心悅誠服地去做，而是拉長著臉，甚至耍著態度，雖然將好酒好飯給了長輩，長輩心間也不會舒服。所以孔子說“色難”，那就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有愉快的心情與和顏悅色。這是孝。“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論語鄉黨》）這是說的與家鄉的人一塊喝酒。喝完酒後，要等到老年人都出去了，自己這才出去。不光是等，還要主動地攙扶相送。古時有“三序”，在朝廷上以爵位為序，在文化事務及有關的典禮上，要以德行為序，而在家中或鄉裏，則要按年齡輩分為序。不能隻要當過點官，就處處老大，處處占先，這是連孔子時代都鄙視的“官本位”思想。所以，雖然是做過大司寇、魯國上卿的孔子，仍然要“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這是禮。
當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然要“正名”，當然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當然要“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被仁統領的禮，最大的特點當然是秩序、等級與差別，這種“仁者愛人”之愛，也是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有差等的愛。但是，畢竟，有了仁愛的光芒，孔子所提倡的“禮樂製度”，也便被籠上人道主義的照人的色彩，因此也就有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新鮮麵貌。仁是統領禮樂的靈魂，禮樂則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
仁與禮樂，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在孔子對待管仲的態度上，得到了清楚的表達。管仲，名夷吾，是春秋時期齊國齊桓公的宰相，並以其才能讓齊國稱霸。孔子在《論語八佾》中曾經嚴厲地批評管仲是個不知禮的人：“國君宮殿的門前立有一個塞門，他管氏也立了一個塞門；國君招待宴請外國的君主，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設備‘反坫’（音‘店’，用土築成，形似土堆），他管氏也設有這樣的設備。假如說他管仲懂得禮節的話，那誰還不懂得禮節呢？”樹塞門，立反坫，僭越違禮，證據確鑿。
可是同是《論語》，孔子卻又在《憲問》篇中，對管仲讚揚有加，而且是一種綜合式的定評。其時，子路與子貢，分別向老師提出同一個問題：根據管仲在桓公殺公子糾問題上表現，他不能算一個懂禮的仁人。
當時的事情有些複雜。齊桓公與公子糾都是齊襄公的弟弟，因為齊襄公無道，兩個人都怕被哥哥嫉害，全逃出了齊國。桓公由鮑叔牙侍奉逃往莒國，公子糾則由管仲和召忽兩位師傅侍奉逃到魯國。襄公被殺之後，桓公搶先入齊，立為君主，接著便興兵伐魯，並逼迫魯國殺死了可能會對自己的君主之位產生威脅的公子糾。公子糾被殺之後，師傅之一的召忽自殺以殉公子糾，而另外一個師傅管仲，非但沒有像召忽一樣殉難，卻在鮑叔牙的極力推薦下做了桓公的宰相。
這可以說是“大是大非”的“立場”“原則”問題了，孔子的兩位大弟子又以否定的口吻發問，或許他們還聆聽了老師關於管仲不知禮的批評。但是，孔子的回答出乎兩位學生的意料，而且老師連連地說“這就是管仲的仁德了，這就是管仲的仁德了”（“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所說的管仲之仁是指的什麼呢？雖然回答子路與子貢有些差異，但是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孔子這樣回答子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是強調了因為有了管仲的作用，才使得齊桓公能夠多次主持諸侯間的盟會，也因而停止了戰爭。這是和平之功，而和平當然關係著天下蒼生的生命與生計。對於子貢，孔子這樣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輔相桓公，稱霸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直到今天還在受到他的好處。假若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發，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的民族了。他難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守著小節小信，在山溝中自殺而不被人知道嗎？）
顯然，孔子沒有拘泥於禮樂的具體規定，而是把和平與進步這樣牽連著天下民眾大利益的事情，放在前麵，並認為即使有“樹塞門、立反坫”這樣僭越違禮的行為，管仲也是一個仁人。要知道，孔子是很少以“仁”字許人的，況且是對於這樣一個曾經“僭越違禮”的人。
在這裏，仁在禮樂之上，仁大於禮樂。
再說被孔子向往與推崇的周朝的禮樂製度。周朝到周文王的時候，已經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周”，而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二”。這個三分之二的天下，當然是靠征伐得來。到了武王，更是靠著戰爭與武力，將本來自己“服侍”著的殷商滅亡。
在這裏，孔子尊崇周朝禮樂的結論，並不是用“和平”與“戰爭”的衡量得來，而是用進步與落後、政治的有道與無道去稱量的結果。《史記周本紀》中，對於武王伐紂的曆史，有著形象的記載：“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幹，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逖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其“昏亂暴虐”重罪之中，斷棄先祖之樂，變正聲為淫聲，就是其中之一。武王的伐紂之師，當然也就是正義之師（雖然也有著曆代統治者拿婦女說事，以“用婦人之言”作為商紂的罪狀的違背事實處），尤其是西周奪取政權之後，武王、成王又在周公的輔佐之下，製禮作樂，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實現了社會的快速進步。孔子的尊崇周禮，在這裏也就達到了仁與禮的合一。
有了以人為本的仁的統攝，經過孔子提倡推介--那當然更包括著孔子對於傳統禮樂的創新與改造--以周朝禮樂為主題的禮樂，便有了人性的魅力，並因為這人性的魅力而具有流傳與感染的力量，從而“在‘禮崩樂壞’的文化焦土上，保護和培育了許多優良的文化胚芽，並成長為我們民族文化的遺傳基因”（王恩來《人性的尋找》）。
這種散發著人性光輝的論點，在孔子的禮樂思想中，隨處可見。
魯國人林放曾經問他“禮的本質”。孔子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在這裏，孔子首先肯定林放所問的問題，是關於禮樂的一個重大問題。孔子的答案，雖然平易，卻接近禮樂的本質，那就是就一般的禮儀說，與其鋪張浪費，寧可樸素簡約；與其哀不足而禮節有餘，不如禮節不足而哀戚有餘。
在孔子的學生中，子路屬於家庭貧窮之列。但是子路又是個孝子，也許是看到受窮作難的父母沒能過上一天好日子吧，子路想起這些就會特別地悲傷。有一天，直爽的子路隻好向老師傾訴胸中的感傷，他說親人在世時沒有錢讓父母過上好日子，親人死了，又沒有錢為他們熱熱鬧鬧地舉行隆重的喪禮，實在讓人難過。見到學生的悲傷，孔子怎會無動於衷呢？雖然不能從錢財上幫助他，卻可以將道理講出來，安慰學生，又能讓學生懂得禮樂的精神。孔子溫和地向著子路說，親人在世時，就算是吃稀粥喝清水，隻要能使親人歡樂愉快，這就是孝了。至於親人死時及死後，能用衣被遮住頭腳身體，裝殮後就埋葬不用棺材，與自己家的財力相稱，這也就是知禮。（“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記檀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