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衛靈公》中，有這樣一個記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這是講孔子接待一位瞎子樂師的故事。師也就是大樂師，在春秋時代是個相當重要的工作，因為那時特別重視禮樂文化。這個叫冕的樂師來看望孔子，我估計是想進行有關音樂禮儀方麵的研討吧。孔子出來接著他，還扶著，又輕又慢地領他往裏走。要上台階時，就告訴他腳下是台階。那時還不時興板凳，到了席位前就告訴他席位到了，請坐下吧。坐了下來，孔子又詳細地一一介紹在座的人，而且還要將每個人的方位，也就是在前還是在左在右，都向冕說得清清楚楚。師冕走了，學生子張就問老師：“這就是同瞎子樂師講話的方式嗎？非要這樣繁多的規矩、處處都要言語一聲？”孔子肯定地說：“當然要這樣做，不僅對待有職位的樂師這樣，就是對待一般的盲者，也應當這樣。”南懷瑾先生曾經講過釋迦牟尼的一個故事來與孔子相對照。釋迦牟尼的一個學生，是個盲人，但是還是堅持自己縫衣服。有一天，他想縫衣服，可是就是找不到針鼻，無法將線穿起來。老穿不起來，著急了，就在那裏大聲地喊叫，想讓同學們幫幫忙。可是同學們--也就是一群羅漢們--都在那裏打坐入定，幹著修煉的正事，沒誰理他（可能有人想理，怕說易受幹擾、不夠堅定）。但是這時，釋迦牟尼老師卻從座位上走下來，幫助盲學生穿好針線，再輕輕地交到他的手上，並教給他怎樣縫製衣服。盲學生一聽是老師的聲音，不安地說：“老師，你怎麼親自來了？”釋迦牟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說完，又對其他的學生講，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這種事情，有殘疾的人和窮苦的人，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在對人的態度上，孔子、釋迦牟尼、耶穌，都在一個境界上。
在這樣一個境界上的，中國還有一個魯迅。當進步青年也是詩人的柔石，被國民黨槍殺之後，魯迅先生寫下了這樣的話：“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指監獄）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柔石小傳》中，先生寫著：“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在先生1931年8月5日的日記裏，這樣記著：“夜交柔石遺孤教育費百。”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殘忍地槍殺大批和平請願的學生之後，連續幾天，魯迅不吃，無語，病倒也不找醫生。但是病倒的魯迅卻連續寫下了《死地》、《可慘與可笑》、《空談》和《紀念劉和珍君》，向專製者射出憎恨的火焰，向飲彈的青年“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他有一個叫韋素園的學生，在先生的支持關懷下辦起了“未名社”，在無聲的中國出版、翻譯進步書籍。那樣的社會，那樣的時代，進步的青年怎能不命運乖蹇呢？窮困的素園默默地實幹著，卻得了肺結核病，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愛著的戀人也和別人結了婚。魯迅關懷著這個無依的青年，就是南下廈門、廣州和定居上海，也不忘這個病著的學生，深情地鼓勵他：“好好地保養，早日痊愈，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1929年5月30日，是韋素園的節日，這一天，到北京探親的魯迅一早就趕到西山福壽嶺療養院來看他。病中的素園，頭一天就和人一起把病房打掃得十分的幹淨，還把為驅寂寞而喂著的小雞，挑了幾隻個兒大的，專請大師傅做了菜款待自己心愛的恩師。從早上直到下午，他們忘情地談著，很晚了魯迅才不舍地離去。素園知道老師嗜煙，幾次催他吸煙，但魯迅為了學生的身體一直忍著，逼急了才跑到外麵老遠的地方抽一支就回來。素園終竟死了，在1932年8月，剛剛三十歲。魯迅久久地哀傷，像孔子為學生顏回、子路的死而哀傷一樣。他親筆為他心愛的學生寫下墓誌“宏才跡誌，厄於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並寫下了《憶韋素園君》一文：“是的，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頂尖，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這是對素園的憶悼，也是對那些腳踏實地為民族工作的青年的讚美，更是對我們這些後來者的殷殷期待。複信，薦文，校稿，抄寫，寄書，談話，買藥，講演，授課，營救，開藥方，介紹工作以至為學生捆束出發的行囊……在他勞累的一生中，有一半的光陰是為青年們“打雜”費去的，另一半，則是為了青年與中國的未來在寫作上耗去的。他可以為了給一個不知名的青年打抱不平，寧可得罪一家大出版社和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對對其有恩卻恩將仇報的青年，不予回擊，並在《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給以公正的肯定；他可以用自己的手稿包油條當手紙，卻珍藏著青年們幼稚的木刻作品到死；他可以為青年看稿校對累得吐血全然不顧，也會因為一個青年的消瘦而難過。
不正是這些顆跨越巨大的時間空間的憐憫之心，撐起了東西方的文明嗎？
孔子這樣的“小事”多得很。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論語子罕》）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嚐飽也。（《論語述而》）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述而》）
如果遇見穿喪服孝服的、戴禮帽穿製服的貴族和瞎了眼睛的人，哪怕他們是年輕人，孔子也會馬上站起來，臉上湧起了嚴肅的神情。如果經過他們身邊，一定會快走幾步，不敢多看，也不忍多看；孔子在死了親屬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吃飽過；孔子如果在這一天哭泣過，就不再唱歌。
乍一看，很簡單，也很容易做到。但是仔細思量，卻並不簡單的。這五十三個字裏，讓一個懷揣著一顆最真實的同情心的孔子，曆經兩千多年無情時間的淘洗卻仍能不朽。同情又尊重弱者，心如明鏡台的孔子用他那顆明淨的心照出著普通百姓的疾苦，並真真切切地用心去體察。
他碰到人家家裏死了人，就有一種同情油然而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能不嚴肅起來。經過發喪的隊伍，也不會看熱鬧一樣停下觀看，要緊走幾步，不去打擾別人的憂傷與痛苦。麵對眼睛瞎了的殘疾人，也是這樣。這是一種憐憫，隻要將心比心，就會如此。說說容易，真要做到可就難了。淋過社會的風雨，再經過時代的變故，人心往往會變硬結趼。更有官場的“優越”而讓人心變硬變黑的，蹺著二郎腿、拉長著臉，不要說對別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不再成人之美，有時還會幸災樂禍。至於對於戴禮帽穿製服的貴族也這樣對待，我想孔子這不是對他這個人，而是他的冕與服代表了國家製度，有某種國家的象征，所以才嚴肅起來。
孔子比人經受的風雨要多得多，可是他的心卻越發地柔軟起來。體會著孔子的用心，我總是在這樣的細節處被感動，也告誡自己：孔子當然也是你的老師，好好學吧。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論語鄉黨》）
朋友死了，如果沒有收殮的人，孔子就說：“喪葬由我來料理吧。”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
這是在魯國當大司寇的孔子，已經相當闊氣了。隻是闊氣的孔子仁心不改，自己的馬廄失火，他隻關心人受傷了沒有。他這種關心是一種本能，也是一種修養。並沒有新聞監督，也沒有上級的規定，更沒有什麼群眾的眼睛，隻有“人”在他的心裏放著。就如東漢的劉寬（曾經做過太尉），在一次準備上朝的時候，他的夫人為了試探丈夫是否如外界傳的那樣仁厚，就讓侍女在他換好朝服的時候，給他端上一碗熱羹並讓侍女故意翻倒在丈夫整齊的朝服上。誰知劉寬並沒有生氣，反而關切地問侍女：“羹這麼燙，傷到手沒有？”
有仁人在，仁愛之火是不會熄滅的。
不光對人，就是對鳥，孔子也一樣施著仁愛之心。
《論語述而》記著這樣一個細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子並不是一天到晚地學習、教學與思索，他有好多個人愛好，比如釣魚、打獵。但是他的釣魚與打獵有點與人不同，即釣魚就是釣魚，不用大網去網，“釣而不綱”。孔子倒是沒說為什麼，但是意思很明確：大網一網下去，不僅大魚，連小魚小蝦也會一股腦兒網上來。他好像有些不忍心，太小的魚還應當在水中生長，況且網多了、魚少了，水就不熱鬧、要寂寞的。但是打獵的時候，箭術高明的孔子卻從不射正在歸巢的鳥和已經棲息的鳥，“弋不射宿”。歸巢的鳥往往嘴裏銜著活食，它的家裏正有剛孵出的小鳥嗷嗷待哺呢。把大鳥打死了，巢裏的小鳥也得餓死。再者，人家已經歸巢，一家子正親親熱熱的，你打死其中哪一個都是悲劇。還是一個不忍心。後來有句民間的格言，大概就是從孔子這裏來的，這兩句格言說：“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
台灣畫家江逸子，在他的《論語畫解》中，也曾經講到過一個自己的溯吾老師這樣的仁愛的故事。有一天上完課，品茶閑談之中，老師似無意間想起一件事，突然提出要學生幫老師個忙，說他的親戚最近在美國開了一家禮品店，要請老師代買國畫，並說買了畫老師再在上麵題上字，一定是完美的作品，好出售的，希望江逸子能夠成全此事。老師的事，學生豈有不答應之理？但是學生畢竟對老師有著深厚的愛戴，提出先白送十幅作為開店的祝賀。但是老師堅決不肯，並要求每月一幅，四開大，題材不限，每幅十美元（相當於台幣四百元）。江逸子是個窮學生，這樣既練了畫，又可以有了固定的收入，添置點顏料紙筆也就不用愁了，也就痛快地應允下來。在老師六十華誕的時候，江逸子紮了一盞三層九重六角的宮燈祝壽。頂層三緣畫的是八仙獻壽、六合同春的人物畫，中層三緣畫的是瀟湘八景等山水，下層三緣畫的是花鳥鬆梅等，全長一丈餘，懸掛在老師二樓寬敞的樓梯間，加上燈泡，清新淡雅，一下成為了老師壽誕的焦點，搶盡了風頭。之後每年除夕到元宵才舍得掛出，平時則收藏在日式壁櫥內。有一年臘月重懸宮燈，竟無意間碰破了一角。江逸子聽到後，趕快帶上畫具到老師的二樓修補。為了找尋同類的紙張，發現了壁櫥內有一捆紙十分眼熟。誰知，打開一看，竟然全是江逸子按月呈給老師的畫。江逸子當場愣住了，淚水就流了下來。他擦幹了淚，再捆好畫歸到原位，補妥宮燈，即匆匆離去，而後便托故不再為老師的那個子虛烏有“禮品店”畫畫了。江逸子說：“為善不為人知，世間有之，濟貧以誠，隻有我師溯公了。”
提倡仁並實踐仁的人，必然會對社會與當權者保持一種清醒的批判的立場，這不僅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本色與基本立場，也是檢驗一個知識分子成色的試金石。在這個關鍵之處，孔子實在是給我們帶了一個好頭。長沙市一中一名叫林林的高三學生，就在《遠行的孔子》一文中，敏銳地發現，“孔子的巨大的動力來自於對國家政局腐敗的不滿，並企圖通過興盛周禮來營造一個烏托邦”。
的確，孔子是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是他第一個提出了讓統治者顫栗的“君舟民水說”。麵對魯哀公的提問，他說：“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問》）《史記》就記載著一個真實的見證著“舟水”說的事件：“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在統治者麵前，孔子沒有奴顏、媚骨，總會平等地甚至居高臨下般地進行斥責。“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孔子直陳魯國權臣在家庭之中用天子之舞，並警告大家注意季氏的野心，“像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出來，還有什麼事情他們不敢做呢”？魯國國政的實際掌握者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直言相告：“‘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帶頭端正，誰敢不端正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用發多少文件，也不用下多少號召，甚至不用“三令五申”，在上者做出個好樣子來，比什麼都有說服力。在上者事事沾光徹底腐敗、處處霸道壓迫人欺侮人，社會還能有個好？梁山上的好漢，哪個不是被逼上去的？這個季康子又換了個法問政於孔子，他說：“假若殺掉壞人來親近好人，怎麼樣？”孔子還是把開門的鑰匙落在當權者的頭上，他教導這個不可一世的掌權者說：“你治理國家，為什麼非要殺戮？你要真想把國家治理好，老百姓會看到並跟著往好處走。領導者的作風好比是風，老百姓的做派好比是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論語堯曰》一章中，孔子還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加教育便行之殺戮這是統治者的殘虐。一條魚死了，可能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池塘的魚都死了，那肯定是池塘的問題了。孔子的局限，也許是隻看到了當權者的責任，而沒有見出製度與體製的根本性問題。不過季康子也有著他的長處，雖然孔子一再地戧他，他還是挺信任孔子，又因為苦於魯國盜賊太多的問題而去請教解決的辦法。孔子並不因為當權者的一個好臉就心軟，他還是直言相告：“假如你自己不貪求太多的錢財，帶了個好頭，就是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幹。”（“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能夠這樣麵對麵地對立批評，是相當不容易的。季康子是魯國的上卿，實際掌握著整個魯國的大權，而孔子又有意於從政以實現自己的政治與思想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