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戰爭技術角度來講，周武王是突然奔襲到商朝腹心的朝歌地區的，並且這是大商朝百多年間第一次有外寇直接兵臨城下，這種突然來襲，所能造成的人心理上的驚慌是相當巨大的。以後來三國的例子為例，曹操率軍抄小道，突然潛進到劉表的荊州，一下子抵達州治不遠的新野（當時劉表已死），嚇得劉琮隻能投降，連比較久經戰陣的劉備在旁邊都落荒逃跑，這是荀彧或給曹操出的突然掩至敵人麵前軍事策略的巨大成果。同樣，後來鄧艾以一萬不到的兵力，突然翻山越嶺，出現在劉禪的成都以北，嚇得各地的蜀人迸走山林，地方官不能製止，劉禪隻得出城投降——雖然，當時的劉琮也好，劉禪也好，都還算不上多麼失去人心，而本國的戰鬥力，也是有一點的。
商朝一直對西方的周國疏於防範，周人突然在某日淩晨殺到城外，列陣求戰，商朝人的驚慌是可想而知的。在勉強進行戰鬥的時候，稍遇挫折，發生潰奔，是可能的。特別朝歌這裏，百多年歌舞升平，人們安於享受，從事商業服務業為主，愛喝酒，說明也愛遊浪，可謂浮靡，這些浮靡之人，是不可能對當蠻夷地區一直靠著戰爭掙紮發展的周國人的。猶如大清兵殺到北京，北京不戰而降。都城人，隻會享受，哪敢玩命。這跟崇禎皇帝多麼失人心，沒有關係。恰恰相反，一個皇帝不管多暴虐，對京城的人們往往很慈愛，因為這是他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容易報複他。商紂王搞“酒池肉林”，其實沾光的還是本地人——雖然，外國諸侯或者外地城邑要為此付出賦稅的高額代價。
總之，即便牧野之戰，商軍不堪一擊，可能發生潰奔，與其非要從周王的民心角度去分析其緣由，不如說這跟周武王的突然掩至和都城人的戰力脆弱，關係更大。從後來吳國人攻楚都，燕國人攻齊國臨淄來看，都是沒有經過多大戰鬥就拔取了，而主要戰鬥是發生在邊地要塞的會戰。大國的都城人的戰力本來不可指望，這時關鍵是能否還有主力軍前來救援。而商的主力顯然未能及時調至，否則戰鬥也就不會發生在都城郊外。
正是發生潰敗，周軍追殺，才有可能形成極大的殺傷。而這種潰敗，也許會被人記錄成倒戈，促成了司馬遷的寫法。
周武王殺滅紂王後，沒有定都在朝歌，而是跑回自己的老窩，後來幹脆朝歌地區變成了廢墟，說明周人通過軍事上的一次成功策略可以占領這裏，但未必等於能征服這裏。
最後再說說孟子所謂的“行仁政”。孟子對戰國列國國君兜售的仁政，內容也非常簡單，就是輕徭薄稅什麼的，也就是他說的周文王“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對農夫隻收十分之一的稅，苑囿山林隨便民眾開采，對商人也不收稅，以及他對魏惠王說的不要因為征兵打仗而傷害農夫的民時（影響種地的時間）。他認為，搞這樣仁政的國家，也就會“無敵於天下”了，即他所謂的“仁者無敵”，因為你行仁政，你的老百姓舒坦，其他國家不行仁政，老百姓饑餓凍餒，你帶著自己的人去打他們，肯定對方民眾特響應，你也就極其輕鬆地戰勝和兼並了對方的國家了。
我覺得，輕徭薄稅固然比橫征暴斂強，但要想“無敵於天下”，還要更為積極的手段和改革措施。關於這個，可以參考法家。
說“封建”
周武王、周公、周成王把許多親戚、功臣封到各地做了諸侯。隨著時日推移，各諸侯國國君們也不斷生出兒子，於是國君也分土地給他們，命之為卿大夫。因為都是國君的兒子，於是卿大夫多是同姓的。但是有些家族，在某一個諸侯國內越混越慘，比如犯了錯誤，經人介紹，跑去別的諸侯國做卿大夫，這種情況也常有，於是他在新國家內成為異姓卿大夫。
卿和大夫沒有什麼實質區別，上大夫就是卿，他們都有自己世襲的城邑和土地，是諸侯國君封給他們的。卿大夫封邑土地上的民人也可以征發出軍隊，就是屬於他本家族的私家軍隊，作戰時配合國君的直屬部隊一起出征。卿大夫派家臣治理自己的封邑（其封邑數量往往不止一個），所以當時並沒有“縣”的概念。縣，是流水的官，而封邑，是世代屬於一家。
當然，更多城邑則是國君直轄的，屬於國君私有，上麵征發的軍隊，則是國君的直屬軍隊，也相當於是國家的軍地。
就這樣，周天子把弟兄、功臣、友邦部族君長們，分封到周的直轄地區以外，建成諸侯，諸侯又分城邑土地給卿大夫，當時就沒有郡縣的概念了。郡縣的概念，則是郡縣全屬於國家，或者可以理解成，全屬於皇帝直接派人（並且是流官）來管理。而周朝這種模式，各個諸侯和城邑，是屬於私人世代擁有的，這些私人並非流官，該城邑也不被叫作郡縣。周的這種政體模式，就叫作封建。
“封建”一詞來源於《左傳》，原話是：“昔周公吊二叔（管叔、蔡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猶日莫如兄弟，故封建之。”這就是“封建”一詞的來曆，原意就是指把親戚們封為諸侯。
“封建”一詞隨後也就指分封建出諸侯的意思。在清朝以前（含清朝）的中國所有史書和史論裏，“封建”一詞都是指夏商周三代時的社會結構。譬如《元史·地理誌》中載：“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鹹不逮元。”
所以，真正的封建時代，卻是商周時代。
但是為了免於與當代書上的“封建”二字相混淆，我們還是叫它分封製吧，雖然它最接近西方中世紀英法德意等地區的封建社會——領主把土地封給附庸，各級附庸要向各級領主效命。但是無論如何，後來秦漢唐清這些書本上所謂的“封建社會”，其實是中央直接控製地方，並沒有通過分封，所以叫它“封建社會”不合適，可以叫皇權專製社會。
有人說，不對啊，在皇權專製社會，也就是你說的秦漢明清時代，也是有一層層的官僚，譬如州長、郡守、縣令什麼的，這和分封製的諸侯、卿、大夫有什麼實質的不同呢？不同在於，在分封製下，被分封的諸侯、卿、大夫們對於封給他們的土地城邑民人，是全權擁有的，擁有高度的政治、經濟、軍事自治權，其家族可以世代將其相傳，因此他們都是貴族，而不等於後代意義上的官僚——縣長、知府什麼的。這些諸侯、卿、大夫，對上一層領主，是比較遊離的。總之，天子對一層層封下去的諸侯、卿、大夫什麼的，管控力度是相對弱的。而皇權專製下，州長、郡守、縣令什麼的，是沒有這樣大的獨立權限，他們被皇帝管控得很緊。州長、郡守、縣令，對於州、郡、縣，是絕對不能視作私家所有物的，他們的官是被皇帝隨時任免和遷換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管它叫皇權專製社會的原因了。而普通的地主雖然對自己的田地是世代擁有，但也並不擁有田地上的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
這種社會架構的區別，也給人性帶來了不同。在分封製下，被分封的因為有自由度，所以養成了後來春秋卿大夫和戰國士人那種自由、張揚的個性精神。而皇權專製社會之下，層層官僚們因為自由度小，所以奴才秉性就大一些。人們的價值觀也不一樣，分封製時代（周代含春秋戰國）的人們重名，皇權時代（秦漢明清）人們重利。所以，在分封製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也就演出了那許多重名的慷慨激揚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角，實際都是這些卿大夫們。
在分封製下，“周”所直控的地盤，其實非常有限，“周”說白了不過是眾多諸侯中的一個大諸侯。但是由於周這個“大諸侯”相對於其他各家諸侯，麵積畢竟更大一點，德行也最高，所以天下諸侯們都願意奉它作“共主”。但是，“共主”能責諸侯們去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共主”不能從各家諸侯處收稅，也不能派遣大量幹部給諸侯。總之，不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更像是霸主與小弟的關係。
所以，“周朝”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的王朝，叫它“周時代”也許更適合。“大周天子”還不能和後代王朝的皇帝、天子相提並論。“大周天子”的威風，也就比後代的漢唐皇帝，大打了折扣。
直到秦以後，中國才有了真正的王朝，即秦漢唐宋明清。秦漢唐宋明清的皇帝，通過派遣的官吏，直接控製帝國每一個角落。這可以叫皇權專製社會。皇權專製社會的皇帝的權力，比分封製的大周朝的“天子”，要真實和結實多了。他們以郡縣製取代了層層分封，這是生產力技術水平提高的結果，也是帝國或王朝形成的標誌。
我們最後做個比喻，用以了解一些分封製社會和皇權專製社會——中國前後的兩種社會形態的區別。
譬如草原上有一千群獅子，象征著中國的一千個諸侯。其中有一群獅子實力最強，獅數最多，這群獅子被標誌為“周”，這群獅子中的獅子王，叫作“周天子”。而其他九百九十九群獅子，也各自有王。但是由於主動和被動的原因，這九百九十九群獅子的王，都不同程度地聽從最大獅群之王“周天子”的號召。這就是當時的分封製社會。
如果“周天子”的這群獅子，蠶食鯨吞，把其他九百九十九群獅子全都一群群擊敗了，收編在自己這一大群之內，使得草原上就剩這唯一的一個龐大獅群了，那麼，這就是後來秦漢唐明清這樣的統一帝國了。“周天子”也就該改稱“皇帝”了。這就是皇權專製社會了。
§§青銅時代的恐龍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