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說法，是以道理來揣測事實。孟子說：仁人無敵於天下，以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至仁，討伐紂王這樣的至不仁，何至於會出現血流漂杵？意思是，不仁的人把自己的民眾搞得饑寒交迫，民眾早就不想跟著他了，而都盼著仁的人來，所以仁的人帶兵來打，應該很輕鬆，根本不需要打得那麼慘烈，就能戰勝敵人。
不過，即便是仁者打不仁者，也未必就會兵不血刃。希特勒算是很不仁的人了吧，美國政府算是仁的了吧，但是美國兵自諾曼底登陸之後打德國人，一樣是雙方打得流血漂起機關槍。
並且，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不是至仁呢？我們看些佐例。
第一，《孟子》中還有這麼一段對話，齊宣王問孟子：“我聽說，周文王的囿，方七十裏，有這種情況嗎？”
當時齊宣王的苑囿四十裏方圓，老百姓都覺得太大，因為這種苑囿，都是國君私有的，屬於與民爭利。而齊宣王問，周文王的苑囿方圓七十裏，比我的還大，真不是真的？孟子一下子特尷尬，說：“於傳有之。”從傳記上看，有這麼回事。孟子沒法撒謊，但是孟子立刻找轍，說文王雖有七十裏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專利，因為那些砍柴的打野雞野兔的都可以進去，與民同用。孟子說的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傳”上所沒有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它既然叫作“文王之囿”，總得是文王在裏麵有點特權啊。也就是說，就算民可以進去砍柴打兔子，大頭的資源還可能是由文王壟斷著啊。總之，這句話暴露了孟子在自己書裏描述周文王是“至仁”的一些例證如“（周文王）澤梁不禁（不禁止民眾去湖裏山上捕魚打獵），耕者九一（隻收百分之十的農業稅），仕者世祿（給公務員世代發工資），關市譏而不征（不收過路費），照顧鰥寡孤獨”這一串描述周文王的仁者的“仁政”話的可信性有折扣。既然“澤梁不禁”，怎麼還會有“文王之囿”呢？
另外，也不一定收稅少就是好事，收稅應該有合理的標準。收得少的話，政府沒有財力，無法搞好公共事業和大項目，更無法對外進行軍事擴張，所以孟子說的周文王“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這些薄稅的話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
所謂“仁者”，按照孟子的定義，就是實行仁政，對民眾好的國君。這種仁政，孟子想出來的辦法，主要就是少征稅，多給老百姓福利，也就是孟子以周文王舉例來說的“澤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照顧鰥寡孤獨”什麼的。《荀子》中也有類似的話，但不是冠以周文王的主人公，而是作為施政綱領要求講的，從描述的內容對象來看，它倒確實隻是針對戰國時代的社會現實。梁澤圈禁、關口和市場征稅，這該隻是戰國的情況。
第二，《左傳》上說：周文王有“對於逃亡者進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
這就說明，有人會從岐山地區逃亡，離開周方國。那是不是因為周文王稅斂太重，戰事頻仍，兵役勞役太多，給人民負擔太重，導致人們逃亡？如果是這樣的話，周文王在自己的地盤周方國裏，就不是用仁政了。如果用仁政，人們怎麼會逃亡呢？既然他照顧鰥寡孤獨，人們為什麼會逃亡呢？所謂逃亡，就是脫離自己的戶籍，遷徙去別的地方。我們知道，戶籍的設置，是為了依照之征收糧食、賦稅、勞役、兵役的，人們脫離戶籍逃亡了，離開老家了，就沒有人上稅和服兵役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們遷移和逃亡。這一方麵說明周文王治理下的周國百姓可能過得並不好，並沒有得到仁政，一方麵又搜捕逃跑的人，這就是非常凶巴巴的，不是仁義了。後來的商鞅也下過令捕捉逃亡者，後代帝王們也禁止人們逃亡，譬如曹操就曾經被當作“亡者”（三無人員）被中牟縣亭長抓住過，其目的都是一樣的，是強迫這幫人待在老家戶籍上完稅、交糧、服役、當兵。其實周文王可能正是靠著類似這樣的法令，而取得了國力的發展，有能力去進攻商王朝。而未必是靠著少收稅，讓民眾去湖山打獵和不收過路費，來獲得國力發展，或者說，不單單是靠著這個。周文王當靠的是綜合的多種有效治國之術乃至改革之策，而仁政和至仁未必是周文王唯一的標簽或最大的標簽。
第三，伯夷、叔齊兩大廉正的人也反對周人所以取代商朝的方式，寧可與周決裂，跑到首陽山上菜薇而食，餓死不食周粟。如果周統治者是“至仁”，兩位賢士為什麼要與他決裂呢？伯夷、叔齊死前作歌的歌詞中還有一句“以暴易暴”，這當是他們作為當事人的觀感吧。
《孟子》說：“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既然伯夷如此耿介，他不食周粟，和“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是一致的呢？周就是“惡人”。
第四，據《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六韜逸文》《說苑》等書記載，滅商以後，“天下惶惶未定”，於是薑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殺死，“使靡有餘”——一個種都不留下。這簡直是要搞種族滅絕。這固然也是不仁的了。而且這也說明很多商人對周是不合作態度，才逼得薑子牙提出這一建議。既然商人對周人如此不肯合作，令周人都想殺光他們，那麼說前麵商人在牧野之戰中全都倒戈，就前後不一，因此也不可信了。
第五，周公後來花了三年時間東征東夷，有“踐奄”——在奄國搞大屠殺的舉動。奄國是東夷國家中的強國，抵抗周人最凶，抵抗了三年，所以給奄國來了個揚州十日。這樣的殘暴之舉，應當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吧。
第六，《管子》談到遠古刑罰的時候說：“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周公執政的時候，砍斷的人手、人腳和人頭堆滿台階，可人民還是不馴服。周公也是夠狠的了。
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可能不是惡人，但用“至仁”來簡單地定義和解釋他們成功的原因，是有片麵性和勉強的。
那麼，孟子為什麼非要說周文王是“至仁”呢？
孟子喜歡推崇仁政。推崇仁政沒有錯，總比推崇暴政要強。但是孟子向君主們兜售“仁政”這一治國藥方的時候，就打廣告說：“行仁政吧，你就會無敵於天下的，仁者無敵！”並且就舉例說：“周文王一行仁政，就滅了商王朝。”於是，就去趕緊包裝周文王怎麼行仁政，寫在了《孟子》的書上，就是“澤梁不禁，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照顧鰥寡孤獨”什麼的。又看了《尚書》“武成”一篇說周武王把商軍殺得血流漂杵，也不符合自己的仁者（對老百姓施行仁政的國君）攻不仁者（對老百姓不行仁政的國君）會易如反掌，敵人不會反抗的理論。既然行仁政者無敵於天下，何至於遭遇這麼激勵的反抗和戰鬥呢？這跟孟子在其他地方說的“商湯一行仁政，各個諸侯國都盼著商湯來打自己”，也是不一致的啊。所以孟子不喜歡“武成”這篇文章，說不信它。
攻破商王朝後，薑子牙的殺光商人的意見沒有得到采納，商朝的大批遺民，最終都交由紂王的兒子武庚統領，繼續待在原朝歌地區，作為封國存在。這也說明，商人還是願意跟著紂王的兒子，紂王家族還不算是眾叛親離。
最要命的是，紂王的兒子武庚，隨後又領導商朝遺民，再次進行了軍事起義，規模相當大，引得周公發兵來剿滅之。這也再次說明，人們還是願意跟著紂王的兒子的，乃至是跟著他去冒險起義。這就更把前麵牧野之戰的“全部倒戈”一說逼得沒有退路了。
起義失敗後，大批商人被貶稱為“迷民”“仇民”，遷往洛邑安紮，由周人和洛邑八師緊密地看起來。如果商人曾是積極歡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於要用這種提防和集中管製的辦法對付他們？並且從尚書《多士》來看，周人還不肯把商朝貴族舊臣錄用到自己的朝廷，並引發了商朝舊貴人們的質問。接下來，周人又采取遷徙的方式，把另外大批商人遺民分遣到各個姬姓封國裏去，比如周公的兒子被封到魯國時就帶去了“殷民六族”，衛國又有“殷民七族”，這些人的地位當處於近乎戰爭俘虜也就是奴隸的地步。這也是為了削弱原商朝王畿地區的商人力量。種種跡象表明，周人與商人之間頗是對立的，商人大規模倒戈迎接周武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孟子為什麼不反著考慮一下：武王伐紂之所以打得血流漂杵，那是因為武王不是什麼“至仁”，紂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眾雖然對紂王有不滿但是也沒有喪失對紂王父子的追隨之心，周人國內也並不是全部民意都願意去進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血流漂杵，也就勢不可免了。
一個人的血液大約是五升，紂王的十數萬大軍也得有一百萬升，能把三個邊長三十米的遊泳池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來沒問題——杵是木棒子，軍人武器。並且當時戰場還下過雨，更能幫著漂起來了。這個“血流漂杵”從技術上講也是可行的。
總之，牧野之戰，商人“血流漂杵”，在我看來，是可信的。商人“臨陣倒戈”，領著周武王輕易就占了朝歌，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