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和軍師薑子牙等人商議之後，決定再次伐紂。
這年年初的冬天，周武王帶著戰車、徒兵混合編製的軍隊四五萬人，以及諸侯盟國軍隊若幹，戰車隆隆，踏著陝西黃土地上的煙塵，出發了。
周軍行進得極其迅速，幾乎用到了行軍速度的極限，這樣以避免沿途諸侯的阻截以及不給紂王留出動員準備的時間。他們一路向東疾行數百裏，渡過黃河之後北上，加快了速度，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半夜又起來行軍，黎明到達商朝都城朝歌（河南淇縣）的南郊牧野。
這種急行軍顯然出乎紂王意料，而這對周人來講，最大的危險在於，如果偷襲不成功，回去的路上就不可能安然了，沿途的諸侯在周軍來的時候沒來得及堵截，回去就不會放過他們了。而周軍顯然來時避開沿途諸侯城邑，不去攻堅，隻求直掏商朝腹心。
紂王不知為什麼，沒有在朝歌做城邑守衛戰，這對於遠程疾進、不免疲敝，輜重給養更是落在了後麵的周軍，將是有效的挫敵之術。等周軍頓挫於城牆下，士卒疲敝，商人殺出，或者能有勤王軍隊來到更好，可以將周軍擊潰。
也許朝歌並沒有城牆，紂王覺得自己的都城沒必要修城牆，或者是紂王不忍心叫繁華的都城變成受蹂躪的戰場（即便是城外，也有好多景點麗苑官台啊），或者是紂王覺得出城列陣迎戰，可以鼓舞士氣，安定驚恐慌亂的人心，於是紂王遣大軍到南郊外的牧野拒戰。這可以理解成積極防禦，但也可以成為是冒險行動。
長年與東夷的消耗戰，已經使商王精銳紛紛戰死，所餘主力被牽製在東方，商軍主力都陷在東夷這個爛泥坑裏，撤不回來，此時能夠被組織起來倉促應戰的多是些普通百姓，甚至還有東夷等俘虜。
當天色微明，周軍準備在戰場列陣，先搞個誓師行動。薑子牙說道：“請大家舉起你們的戈，排好你們的盾，豎起你們的矛，歡迎領導講話。”（矛的根部有銅釘子，可以紮進泥土，像旗杆那樣豎起來。）
“嗟，嗚呼——”周武王站在戰車上，左手拿著黃銅大鉞，右手揮著指揮用的白牛尾巴，揮了幾下，說道，“各位友邦執事、各位諸侯領導，各位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長、千夫長、百夫長，各位戰車兵、徒兵、虎責，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話說，‘牝雞無晨’——什麼意思呢？母雞不應該打鳴！如果母雞負責打鳴報曉，那這家人就要傾家蕩產了。而今，商紂王聽信婦人之言，拋棄掉對祖先的祭祀，不聞不問，對自己的同父弟兄都不任用，而收留四方逃來的罪人，任用他們，叫他們暴虐於百姓，在商國弄奸。如今我小子發要執行老天的懲罰，你們都給我好好打，不然我就殺了你們！”
這篇記錄於《尚書》的誓詞，還規定了打的時候衝的速度不能太快，走了七八步就停下來，大約是為了保持陣形吧。
諸侯君長和各級軍吏都跟著周武王一起喊號發誓完畢，在薑子牙的部署下，周的諸侯聯軍開始列陣。
紂王之軍也隨後來到。鼓聲隨即響起。也不知這時商軍是否列成陣勢，但早已列成陣勢的周軍，以薑子牙親自率領若幹百夫長和少量精銳士卒，先猛衝商王軍隊，作為陷陣挑戰，當即將商軍衝破一個缺口，周武王揮動全軍全線壓下。
這場戰鬥是難以想象、史無前例得殘酷。商人拚死進行抵抗，周軍攻擊得歇斯底裏，雙方都以性命和血肉相搏，商軍的死者肝腦塗地，周人踏著他們的血屍像洪水一樣湧上來。流血漂起了戰士的兵器杵——木棒子。
牧野之戰的風雲際會與喧囂變幻，在後代史書上卻被搞得模糊不清，孟子看到《尚書》上說是“血之流杵”，被殺戮而流出的血足以衝動丟棄的武器。但是這樣的話，就有點像周人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奪取了商人拚死捍衛的政權，與一代f_君吊民伐罪的主題有點脫鉤，於是孟子就不相信《尚書》上的這話，說“盡信書真是不如無書，以至仁的人討伐至不仁的人，何以會血流飄杵呢。我不相信這個”。我孟子覺得不能盡信《尚書》的話，以周武王這樣至仁的人討伐最壞的壞蛋，怎麼會廝殺成這樣呢，應該是兵不血刃，對方就蜂擁投降才對。
不知是不是受了孟子影響，還是另外看到了什麼史書的記錄，司馬遷後來在史書上就寫為：“商人全都倒戈，掉轉武器，為武王前驅，向七十裏外的商朝老窩朝歌殺去。”這就成全部倒戈，因此也就兵不血刃，戰爭一點都不殘酷，跟孟子的意思也相合了。到底真實情況是如何，也隻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實際上，從軍事角度來講，隻有殲滅對方主力，才能保證安穩征服其王畿地區，也才能有利於孤軍深入的周軍的安全。
紂王沒有出現在戰鬥現場，他已經年歲很大了（在位四十一年了），並且也許知道這場戰鬥是徒勞的，紂王為自己的歸宿作好準備。惡來擔任了戰場指揮主要將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不過那是若幹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戰之後，力盡被俘。周武王親自彎弓搭箭，朝著被捆著的惡來射去，射中嘴巴，惡來噴血而死。他的老爹飛廉，其時尚在山東地區組織抗擊東夷。[注釋2]
牧野之戰大獲全勝的周武王乘勝奔襲十幾裏，碾碎朝歌或有或無的城垣，兵臨殿下，紂王不想讓自己落到從前的臣子手裏，就穿著珠玉連綴的禮服自焚了。周武王立在戰車上，朝紂王的屍體射三箭，然後下車，走近，用寶劍刺了他一下，然後用左手舉了一路老遠擎過來的黃鉞（類似大斧子），割下商紂王燒糊了的腦袋，懸掛在大白旗下。
一並被周武王割下腦袋的還有紂王妻子美女妲己和另一個妾（都已先行自殺），掛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歸了。
周武王對紂王的遺體處理得這麼狠，更說明他爹周文王是在羨裏監獄被紂王殺死的，所以要給紂王補上一套戮屍的刑罰。
六
周武王的伐滅商王朝，並不是一種自下而上地推翻政府。它更像努爾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由侵襲而實現的政權顛覆。當然，這個國與國，是宗主國與附屬國的關係，而不是完全對等。所以，滅商在當時人看來，是文明落後的異族周人滅了正統的商人。就像大清兵滅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過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樣。“反周複商”勢力在暗自醞釀，很多人估計在尋找紂王的遺子。
周人也一樣不安，如履薄冰，擔心一覺醒來，商族殘餘勢力與虎視眈眈的東夷人鬧出翻天覆地的意外變化。於是，薑子牙提出了“愛屋及烏”的成語，要求：“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把他送到紐約——對不起不是。如果你愛一個人的屋子，也就連帶愛他那屋子上不怎麼可愛的烏鴉。恨一個人的政權，就要殺光他的臣民。”薑子牙想實行種族滅絕政策。
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個冷靜睿智的人，對老薑的叫囂嗤之以鼻：“我認為，想平靜風雨飄搖的現狀，必須盡快加速理論工作建設。”
“什麼意思？”
“諸位想過沒有，煊赫四方的強大的商王朝，驟然間被我們小邦周所顛覆，不隻是商人驚恐，連我們自己也奇怪。那個被商王所禮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麼關鍵時刻掉鏈了呢？怎麼上帝像個喝醉了酒的看門人，使勁搖鈴也搖不醒他了呢？疑問之餘，我們隻能這樣告訴商人：上帝的庇護也不是無條件的，Godonlyhlessthosewhoaredeserved。你們不是口口聲聲稱上帝嗎？那我們就說上帝已經遺棄你們了。我們造出一個‘天’來，取代他的上帝！這樣，顛覆了他的國家還不算，我們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於是創造性地首次明確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國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來，天命不是沒有條件的，它隻照顧那些“敬德”“保民”的塵世之王。商紂王之失去天命惠顧而亡國，就是因為紂王沒能“敬德、保民”，而我們名正言順接過大統，就是因為具有“敬德、保民”氣質。天命的概念從此兼並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狹義相對論被廣義相對論所包容。從此，中國人開始提天，而不再死乞白賴奉承上帝。周王也從此獲得了“天子”的專稱。
這種以“天命”為中心，“敬德、保民”為兩個基本點的難能可貴的理論體係，確實比從前商王朝單純誠惶誠恐依賴祖先之靈與上帝撐腰的“鬼治主義”邁進了一大步。它引進了“德先生”和“民先生”這兩個嶄新的充滿生命力的概念。
周公旦把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彙報以後，武王感到豁然開朗，頓時底氣十足。不再為自己以武力搶來天下而惶惑了，原來我們是承繼“天命”的啊。立刻祭拜上天，同時告慰季牧師、周文王的在天之靈，以及遠祖後稷的魂魄，然後登上大周天子的寶座。
下麵就是我們要說的了。既然商王把“天命”輸給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兩個基本點上極其失敗，這就有必要拿出紂王失敗的證據，才能說服商人認命。於是往紂王臉上塗鴉的運動開始了。周武王和周公等人在《尚書》各篇中總的來講，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聽信婦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些罪條雖然屬實但並不算過失，有的甚至用現代的價值觀判斷，富於進步意義。比如第二第三條的“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這裏的“小人”注意不是後代意義上的“君子、小人”那種道德觀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對於“貴戚舊臣”（商王族親貴，前任商王任用的舊臣的子嗣）來講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沒有顯貴家族背景的人，說白了就是“非高幹子弟”。紂王打破血統論，不錄用王族中的親貴和從前商王的舊臣之子，而是提拔錄用出身卑微之人，這在周武王看來是不能接受的過失，而今人眼光看來屬於進步的用人觀：是“唯才是舉”，打破了“用人唯親”的血統論。
從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說”也是一種“登用小人”，不過，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親戚不用，會遭到親貴集團的蜂擁攻擊，因為當時是一種貴族政治，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夢的曲折形式，來提出錄用傅說。
同樣，紂王為了挽救帝國的頹勢，進行的這些必要的人事調整——錄用“非高幹”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權貴，也必然導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啟”為首的親貴和舊臣集團的瘋狂反對。微子啟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帶著自己的人怒而走掉，從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統治核心。從史料上看，類似的上層分裂不限於微子啟一案。紂王的叔叔比幹被紂王處死，叔叔箕子則被下獄。這可能也是因用人製度的調整觸及了這些叔叔們的親貴家族利益，以及其他的“政見不合”，最終與紂王發生嚴重衝突。不論誰對誰錯，誰好誰奸，高層集團內部發生了巨大意見分歧和形式上的明顯分裂，我說巨大是因為有人已經為此而死，這都很大地破壞了商王朝的國運，並且鼓舞了武王敢於正式興兵伐紂。
紂王這些人事改革，被當時的人（包括他的敵人）所不能接受。就這麼一點兒人事變革，都是那麼的難啊！可見商王朝之積弊已久，問題之複雜，現實之難辦。一個末代帝王又能做點兒什麼呢？隻有掙紮一番之後，等著去殉死他的王朝罷了。這一點再次使我們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禎皇帝。
其實，也正是紂王任用的諸如“飛廉、惡來”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幫助他三征東夷，並且與商王朝共生死，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而微子啟、箕子這些自命不凡的王室貴胄們，被後世學者奉為君子賢人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權以後，立刻投入周人的懷抱，變節為官，接受周人的分封繼續做諸侯國君。可見紂王處罰他們，算是有先見之明的，這些貴族隻知道保存個家世代的榮華富貴，爭奪官位不惜搞分裂，不惜侍奉仇敵。
至於說紂王“聽信婦言”，其實是少見多怪。商朝女性活躍，在政壇上頗有作為，如前代武丁的“婦好”就是一個女性從政的傑出例子。商王往往通過結姻的方式和國內的強族加強聯絡，所以他的媳婦、姬妾作為強族的準代言人，難免就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紂王聽信妲己，即便這是事實，我們也不要奇怪。當“貴戚舊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綱，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隻有跟自己的媳婦合計國家大事了。當社稷危蕩，有勢力的世代家族脾氣又很衝，往往隻替本家族利益考慮（不會都這樣，但也不會沒有這樣的），人心各懷叵測，也隻有媳婦還是跟自己坐在一條船上值得信賴的啊。
而所謂“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狀，這是小節，最多顯得紂王有點懶，而且這一指責並不屬實。從出土卜辭上看，紂王的爹和紂王時期，其祀典體係比前代最為成熟完備。
總之，周武王給紂王定出的這六條大罪，隻有第一條“酗酒”算是有點價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歡以酒佐餐、聚眾豪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從出土物來看，商朝後期的飲酒器明顯激增，表示了社會飲酒之風蔚然。商帝國積累年頭久了，財富豐厚，人們閑逸，走上飲酒的路子，好比古羅馬帝國在爛熟時候的豪吃豪飲，是必然的事情。也好比美國人現在富裕了，工作也輕閑了，錢也一大把了，就開始吸毒了。你也許會說，商朝社會的飲酒風氣都是紂王帶的頭。那麼，如今美國吸毒問題嚴重，這也是克林頓帶的頭嗎？商代後期飲酒成風，成為社會隱患，是嚴重社會問題，原因該是廣泛而複雜的，不單紂王一個人相幹，他推動也好，或者製止也好，想作移風易俗的變革，都不是那麼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鴉片蔚然成風，不是某一兩個皇帝能改變得了的，當時下層、中層乃至高層親貴的人拚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動他們。喝酒、吸毒、吸鴉片，這類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社會根本機理與矛盾的梳理出發，這對於從一即位起就開始忙於應付東西外敵、內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紂王來說，固然是無法實現的。
我們中國曆史上，曆代王朝最後一個帝王在事到臨頭時一般有四種選擇：自殺、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氣選擇第一種的，絕無僅有，好歹應該算是英雄。紂王自焚鹿台，與明朝末帝“崇禎”自掛煤山，頗為類似啊。光這一點也值得欽佩，並且看出了他的無奈。不過，崇禎的命要好一些，沒有像紂王那樣被清朝人拚命埋汰。
崇禎沒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為大清兵勢力雄大，拳頭很硬，可以替代嘴巴來說話。而周武王的萬把人，起自西方蕞爾小邦，麵對龐大的商王朝帝國，雖然勝了，但需要拚命辯解，以免商人不服氣再會聚起來決戰一次（牧野一次戰鬥帶有偶然性），以商朝的武力人力，奉著紂王的兒子（名叫武庚）好好地跟“小邦周”繼續打下去，周人這個外來戶也許就要遭受滅頂之災了。所以，給紂王潑髒水勢在必行。但周人潑得並不厲害，隻是上述六條的就事論事而已，還不涉及紂王人身。我們從商周史料《尚書》之《商書》《周書》諸篇中，均再見到商紂王濫殺無辜、嗜血成性之類的記載。見到的總結起來就是以上六條，那最多就是紂王愛喝酒（但也沒說紂王愛享受）和糊塗（聽女人的話），不愛祭祀，但這最多算是個怠惰的國君，還根本談不上暴虐。總之，周人還沒有把他與“暴虐荒淫”四字掛上鉤。
紂王真正之被臉上塗鴉，還不是他的敵人周人幹的，而是六百年後戰國時代，那些學者們為了把各自的學說變得振振有詞以便遊說諸侯和廣招門徒，就需要拎出紂王這批古人來說事，甚至不惜偽造古史。戰國學者寫文章和辯論時，愛用一些特別好的人（也就是他們捧起來的聖人），以及特別壞的人作為正反例子，以說明自己的論點。於是，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被包裝打造成了特別好的完人聖人而推出了，與之對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就是沒有一點好性，壞得徹頭徹尾的夏桀、商紂王、盜蹠幾位可憐而無辜的先生。也是，他們是亡國之君，前者是開國大帝，不擠兌他們擠兌誰呢？
具體來講，他們在論說自己的政治觀點時，需要舉出一些古人做例證，說一些人因為執行我這觀點而成功，一些人不執行我這觀點而失敗。於是，他們說，堯、舜、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就幹了符合我的論點的事，於是就成功了，而他們的觀點，不論儒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總是一些“好觀點”吧，比如要仁義啊，要有法製啊，於是，堯舜禹湯武這些人就被越來越多的好例子所圍繞，人也就越來越有美德。而夏桀、商紂王，因為不按我的論點做，於是就失敗了，於是這些人身上就有越來越多的壞例子，終於變成了極壞的人。這樣，學者們的學說終於給說“明白”和“可信用”了，但古代的好人壞人卻越來越不像樣了，或者說，越來越極端化了。
於是，夏桀和紂王終於開始與“暴虐荒淫”四字掛上鉤了。春秋後期的孔子的大賢徒弟子貢意識到了這一點，也有點看不過去，說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紂王雖不好，但不至於如此之壞，所以君子千萬別把自己混得太差，落在失敗的位置，否則天下的惡的品行就都歸了他了。
戰國初期的墨子也說：“桀、紂遂失其國家，身死為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毀是添油加醋地罵。《墨子》書中提到別人說他“毀儒”，墨子就反駁說：儒家如果沒有這四方麵問題，我說它，那是毀，它確實有這四方麵問題，我說，就不是毀了。可見毀是無中生有地詆毀人家。
到了戰國末期，荀子也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汙辱），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最後一句意思是，人們言說某種惡（比如貪婪、愛小人等）不好，必稽拿了紂王做例子，來說服君長或其他學者。
可見為了說理時有例子，往紂王身上編排例子，從春秋到戰國，從來沒有停歇過，紂王身上就全被壞例子和壞故事包圍了，成了惡的代言人。
在春秋時期，關於紂王的罪狀還隻限於“比幹諫而死”。到了戰國，比幹的死法被活靈活現地演義豐富起來了，屈原說他是被投水淹死，呂不韋的門客說是被剖開了心，到了漢朝劉向說紂王剖開他的心是為了好奇，想看看“聖人”的心是不是七竅，到了晉朝，一個叫“皇甫謐”的醫生兼學者，說紂王還解剖了比幹的媳婦，想看看她的胎兒形態——我看是你這醫生想看吧！醫生想看活體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說，說別人就不乖了！
至於紂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上半期（即西周）的文獻上也從來沒有過，東周的春秋時代也沒有，是到了戰圍末期的韓非子先生，首次描繪而成，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鍘，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台。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
韓非子囉嗦了這麼半天，最終目的卻不外乎是為了證明他的論點：“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