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的內涵固然十分博大，有悠久的曆史，濃鬱的氣氛，眾多的古跡等等，但其中起著曆史作用的，隨著時代脈搏而跳動的，則是生活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的，由四麵八方聚攏來的、又向四麵八方、天涯海角而散去的活人——說得更具體一點，也就是學生、學人……因而講說“文化古城舊事”，也必然先要由這些活人活動的場所學校說起。因而一上來先大略談談學校的情況，名之曰“學府述略”。
早在清代末年，廢科舉、立學校開始，北京就興辦了不少學校，但那時因為初辦，大體規模未備。在辛亥之後北洋政府時代，學校規模，逐漸完善。五四運動的興起，更促進了北京學校的發展，這個時期，已是各級學校十分齊備，辦學的方麵也十分廣泛了。當時就學校層次講，有大學、高等、專科、專修館、傳習所、講習所、專門學校、師範、中學、高等小學、國民學校、蒙養等等。就辦學方麵說，也是多種多樣的，有國立、地方立、私立、教會立等等，其總數不下三百多處。據一九二○年有關資料記載，當時的“貧兒半日學校”每區都有三四處不等（當時區小，分中一，內左一、內左二、內左三、內左四，內右一、內右二、內右三、內右四，外左一、外左二、外左三、外左四、外左五，外右一、外右二、外右三、外右四、外右五，內外城除故宮外共十九個區），總計共五十三處。
政治中心南遷之後，北洋政府時代的學校，少數發生了一些變化，如軍事性的學校，什麼西直門內大街橫橋的陸軍大學校、清河鎮的陸軍預備學校等等，都沒有了。另在南京立有新的軍事學校。其他則大多存在，少數一些有的經過改組，換了名稱。據一九三四年的資料記載，當時大約有以下一些學校。
大學有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平大醫學院、平大農學院、平大法商學院、平大工學院、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私立燕京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學院、中國學院、民國學院、華北學院（當時教育部規定：每三個係，立一個學院，每三個學院，即夠上九個係才能叫大學。朝陽等四校，當時都不足九個學係，所以當時隻叫“學院”）。
專門學校有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協和醫學院、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市立高級商科職業學校、私立財政商業專門學校、中國戲曲音樂學院戲曲學校、私立京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北平女子西洋畫學校、北華美術專門學校、世界日報新聞專科學校、北平中法文藝學社、北平中央銀行簿記學校、北平範吾銀行簿記補習學校、北平智華英商學校、北平法律函授學校、北平國文專科學校、北平華英打字學校、中國古法書畫傳習所、林實馨詩文書畫研究館、新聲英文日夜學校、尚武國術傳習所等。
中學有市立第一、二、三、四、五中學，女一中，女二中，市立北平師範學校，國立師大男附中、女附中。私立文治、弘達、華北、大同、五三、盛新、孔教、崇實、大中、育華、四川職業、成城、惠中、東方、精業、翊教、東北、豫章、崇德、誌成、協化、華光、慕貞、崇慈、篤誌、貝滿、萬明職業、春明、燕冀、藝文、孔德、彙文、成達、北方、山東、河北十七中、清華附中、燕大附中、輔仁附中、民國附中、潞河、求實、首善、培根、平民、四存等。
小學有國立師大一附小、二附小，市立府學胡同，新鮮胡同，西什庫，新開路，廣安門大街，福綏境，三聖觀，郎家胡同，東直門，北池子，光明殿，北長街，南岡子，大水車，化石橋，門頭溝，香山四王府，朝外神路街，梁家園，牛街，東四十二條，新街口，永外花神廟，南郊育新，安外關廂，南郊啟民，阜外八裏莊，成府，私立文星，三基，惠我，普育，潔民，鑄新，藝德，普勵，成德，箴宜，培幼，作新，彙文，育英，藝文，孔德等。
特殊學校：香山慈幼院、各種簡易小學、補習班，以及法國學校、美國學校等。
以上是三十年代前期北平大、中、小學的校名，首先是根據一九三六年《北平旅行指南》擇錄的，但該書並非官方文書，亦非專門教育史乘，因而它的記載關於學校的，並不完備，因就記憶所及，略加補充，自然也還有不少的遺漏，不過各個公私立學校中，比較有名的基本上都有了。隻從以上所列學校名稱，不能不說，也是洋洋大觀了。
當時的北平，一九三二年人口為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多；一九三三年為一百五十萬四千多；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當時公安局調查為一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四人。外僑一九三五年調查為一千零五十八戶、三千一百一十三人。以人口數字與學校數字比例，可以看出當時的教育是十分普及的。
不過有一點現在的讀者要注意到，即小學生來源，基本上都是家住北平的市民。而中學生來源，則不完全是本市市民，外地學生已占一定比例。至於大學，那更是大多來自全國各地了。再有這些學校，其學風及教學質量都是千差萬別的，大、中、小三者之間，都有知名度高的，也有名聲不好的，後麵談到具體各校時，再分別說明，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
北大
我是一九四七年北京大學文學院畢業的。我常常想，這樣說，實在感到慚愧，因為這幾乎不能算是真正的北大，既不能比“七七事變”以前“老北大”的正規，又不能比院係調整之後“新北大”的光榮，隻不過也算是北大畢業的而已。我仰慕前者的“正規”，但未敢攀比；我羨慕後者的“光榮”，也無法分沾。在此我介紹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按道理說，實在也是沒有資格的。但是，既然動筆寫了，又不能避而不談，也隻能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好在我也總算在紅樓上過課，在天字樓和西齋睡過覺，在沙灘、漢花園、鬆公府夾道出出入入過，走過不少前輩們走熟了的道路，聽過不少前輩學人的教導，也聽過不少白頭工友們講說的自京師大學堂以來，多多少少的軼聞……“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昔年的聽人談古，今日的供我思舊，參閱文獻，抒發幽情，已足可以寫一篇老北大的述略了。
詳細地介紹北大，自可以寫一本洋洋大觀的書介紹它的曆史，但我沒有那個力量，隻就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約略談談，自然也先要談到一點它的開創情況。從曆史上說，最早李端棻於光緒二十二年奏請籌辦未允；其後創議籌辦，是光緒二十四年，孫家鼐任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務，經費由戶部籌撥；其後不久，許景澄為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光緒二十六年，許景澄升任管學大臣；及庚子之亂，辛醜（一九○一年）許景澄被殺，那拉氏、光緒自西安回到北京，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吳汝綸為總教習，將原屬外務部專學外國文的同文館也並入大學堂，製定了詳細的規章、製度，創辦了我國比較完善的第一所國立大學。當然這時的京師大學堂自然無法和後來的北京大學相比，但這在當時畢竟是從無到有的新生事物，而且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後來的北京大學則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人們很少提到張百熙對創建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的作用及其影響，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葉恭綽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了兩件事，一是說大學堂時代在城外瓦窯地區買過二千畝地，為胡提供一信息。另一點則說：
北大之成年，自係蔡先生之功，惟創始之張冶秋先生慘淡經營，亦為不刊之事實（各校舍仍多係張手所辦）。且張先生於開通風氣，倡導教育，厥功甚巨，似宜於校內留一紀念，方合公道。關於此點，讚成者甚多，但迄未具體化，可否由公成就此事？
所說校舍，即既包括原有的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俗稱“四公主府”，乾隆第四女），也包括北河沿譯學館、漢花園以及西齋、東齋等這些老北大最基本的校舍。如果北大還保留下這些校舍，隨便在哪裏給張百熙留一個小紀念室；或一塊小石碑，似乎也不為過，但是後來北大校舍變化太大，這些舊事也就不必多說了。
不過如果嚴格說北京大學的校名，那自然要從蔡元培說起。所以信中首先說明“北大之成年，自係蔡先生之功”。因為是自他老先生長校時，“京師大學堂”才改名為“北京大學”，同時開創了北大特有的學風。這對後來的北大以及整個中國文化思想界都極為重要，不過這些在各種專門著作中，介紹的都很多，在這篇短短的述略文章中，也就不再多說了。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自然是繼承了這一傳統的。不過在這一時期的開初，卻也並不太平，有兩件事應該提一提：一是一九二七年八月東北軍閥頭子張作霖派劉哲改組北大，改名為“京師大學校”；二是北伐之後，李石曾在當時已改稱“北平”的北京，搞“北平大學區”，要把北京大學的文理學院改稱“北平大學文理學院”，把北京大學法學院改稱為“北平大學社會學院”。前一事，持續了八九個月，直到東北軍閥勢力退出北京，北京大學才恢複校名。後一件事，經北大學生團結一致反對，才保留住“北京大學”的校名，在此時期，名義上仍是蔡元培為校長，另以哲學係主任陳大齊代理校務，稱“北京大學院長”。直到一九三○年末，北平大學區已取消了，南京派蔣夢麟來任北大校長，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流亡到昆明，與清華、南開並作西南聯大，這是文化古城時期北京大學相對穩定的時期。
北伐之後，政府遷到南京，北京改名為“北平”，廢棄了沿用已五百多年的地名，一下子回到大明永樂以前“北平府”的老名字，想想當時的統治者是很滑稽的，由於“京”改為“平”，於是這也“平”、那也“平”，“京劇”改為“平劇”，“京話”改為“平話”……這中間惟有“北京大學”和“北京飯店”保存了原有的“京”字，前者是學生抗爭的結果，後者則是因為洋人的關係了。
有人說：北京大學的鼎盛時期是一九二七年以前，上溯到“五四”前後，那個時代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領導下，人才濟濟，百家爭鳴，自由研究的學術空氣極濃，形成一代學風。自然這是有曆史原因的，文化古城時期，曆史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北京大學情況自不可與鼎盛時期同日而語了。
其不同處，一是鼎盛時期的一些名教授，在前述幾次動蕩中，陸續離北大而它去，著名的文學院的沈尹默、沈士遠、沈兼士、馬衡，以及林公鐸、朱希祖、劉叔雅、黃季剛、吳虞等名家都離開北京大學，或到外地，或到其他單位；法學院的王世傑、高一涵、皮宗石、燕樹棠等位創建了武漢大學，也都南下了。著名地質係的教授翁文灝、朱家驊等位都到南京做官去了。這樣文化古城時期的北京大學，在教授陣容上，則略遜於“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這個時期了。其不同處，二是在思想、學術的爭論上，已大不同於前一時期，共產主義領導人物陳獨秀已離京，李大釗已犧牲；代表封建舊文化的林琴南、辜鴻銘等人亦均已成為曆史人物；新的對立麵不明顯。況政治中心南遷，不久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各種政治環境已迥不同於過去了。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大，也正如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所說：“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似乎是已經“老”了，實際當時它也不過是“而立”之年已過罷了。
一九三○年末，蔣夢麟以南京政府教育部長的資格來做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早期就擔任過北大教務長，而且代理過校務。他和蔡元培先生都是紹興人，長期協助蔡孑民先生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蔣夢麟有致胡適信雲：
我的用意，是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隻要大事能化為小事，小事不至於變為大事，我雖受責備，亦當欣然承受。至於為人“掮末梢”，我在北大九年，幾乎年年有幾樁的，也掮慣了。事到其間，也無可如何了。
這封信是答複胡適的。當時胡適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蔣夢麟任教育部長，而當時教育部給中國公學一“訓令”，說胡適“非唯思想沒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國公學校長……實屬行為反動，應將該胡適撤職懲處”，並說“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等等，後麵有部長某某。胡適為此寫信給蔣夢麟，蔣便回了他這封短信。信中可見蔣的處世態度，也可見他與北大的多年老關係。在此後一年，他便來任北大校長，胡適做了兩年中國公學校長之後，也回到北大來了。
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時，初期尚有預科，最近接台灣居住之前輩賈維榘世叔信中說：“我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在北大六年，預科二年，本科四年讀經濟係……”他是資深“立委”，今年已八十五歲，正是蔣夢麟長校時的學生。大概這是預科最後一屆。其後即隻有本科了。文、理、法三個學院，理學院在馬神廟，俗稱“二院”；文學院在沙灘紅樓，俗稱“一院”；法學院在東華門北河沿，簡稱“三院”。文學院院長胡適，理學院院長劉樹杞，法學院院長周炳琳。這一時期前後在北大任教的名教授，如徐誌摩、劉半農、馬裕藻、錢穆、朱希祖、錢玄同、周作人、孟森、馮承鈞、黃晦聞、丁文江、李四光、馮漢叔、湯用彤、梁實秋、楊鍾健、章演群、羅常培、魏建功、鄭天挺、饒毓泰、曾昭掄、張景铖、葉公超、莫泮芹、賀麟、吳大猷、朱汝華、錢思亮、王恒升、王烈……文、理、法各個學科的名家，簡直數不勝數。還有著名的外籍教授葛利普（A.W.Grabau）在地質係，教梵文、印度古宗教史的鋼和泰，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不過於今除一二位魯殿靈光，碩果僅存者外，大部分已成為《錄鬼簿》中人矣。
北大當時的經費，據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胡適致《探討與批判》社函中雲：
北平國立各校的學、宿等費本來就是最輕微的，然而實際上能收到學、宿費的有幾個學校呢？北京大學每年預算九十萬，但全校學費（除了災區、國難區免費之外）隻有一萬二千元。隻占千分之十三而已。
當時九十萬元銀元，可折合九千兩黃金。其時全校人數不多，不過一千幾百人，按人數比例，是相當充裕的。但是經費一遇到積欠，就比較困難了。“九一八事變”之後，北平學生鬧學潮，南下請願。南京政府忙於應付，經費不能按時彙來，蔣夢麟因學潮及經費問題，與周炳琳聯袂離校，南下上海，在天津轉津浦車時，寫給胡適和傅斯年的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