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六月錢玄同寫給胡適的信說：
我和劭西、子書三人定於六月九日（星期五）午十二時請您到廣和飯莊吃一餐飯，名為餞行……我從熱河淪陷以後，約有三個月光景，謝絕飲宴之事。我並非以國難不能吃飯為名高，實緣彼時想到火線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軀當坦克之炮彈，渾噩的民眾又慘遭飛機炸彈之厄，而今之東林黨君子猶大倡應該犧牲糜爛之高調，大有“民眾遭慘死事極小，國家失體麵事極大”之主張。弟對此等慘現象與新宋儒，實覺悲傷與憤慨，因此，對於有許多無謂之應酬，實不願參與。蓋一則無心談宴，一則實不願聽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調也。自《塘沽協定》以後，至少河北民眾及前線士兵總可以由少慘死許多乃至全不遭慘死，故現在不再堅持不飲宴之主張了。
這代表了一些好心人士的保守看法。但強敵當前，中華民族惟有抗戰的一途，暫時的妥協，苟安於一時，是無濟於事的，三年之後便是“七七事變”，全麵的抗戰，更大的犧牲開始了。
這其間文化古城的形勢：一方麵東北的流亡學生、各界人士仍因交通條件便利及生活水平較低，不斷來到古城定居、上學；另一方麵也有不少條件更好的人看到古城日漸危險，紛紛南遷，住到上海租界中去，托庇於英美勢力，以求安全。
國難當頭，學生愛國熱情更加高漲。南京政府派憲兵三團駐在北京，加緊政治鎮壓，一時冤獄紛紛，知名人士有“民權保障同盟全國委員會”，北平則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之設，靠這些人的聲望，忙於營救一些冤獄中的無辜者。
但盡管如此，戰火尚未燒到古城，這座文化古城還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教書的還照常教書，學生還照常上學，研究學術的人還照常研究……自然，混混沌沌的人還照常混沌，玩樂的人還照常玩樂，芸芸眾生則還是芸芸眾生……《胡適來往書信選》載有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榆關戰事吃緊時單紹良寫給胡適的信雲：
十九日抵漢口，此間秩序雖稱安寧，而社會早成凋敝。文化方麵除武漢大學外，殆無可言者。承介紹見王雪艇先生、周鯁生先生……各教授皆信報紙謠傳北平各大學生逃盡，教授避難，榆關事件更不知演至何種地步，等語。生向彼等解釋北平教授並無避難之事，學生雖有離校者，亦係寒假慣例，並不足怪，且平、津在種種關係上日人亦斷難急攻，教育界為社會之表率，斷無如此張皇之理……
這是當時南方謠傳和古城實際情況不同之處。不過在此種形勢下，任何個人都無力改變，“愧無半策匡時難”。對於掌權的人說來，那還可以求全責備，而對於一般善良的老百姓來說，既不能全部當大刀隊上前線，那也還得照常生活，該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時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已移到南京；經濟中心，已移到上海；上海有租界地，環境特殊，文化鬥爭的前哨也已移到上海；北京剩下古城一座，故宮一院，琉璃廠一處，西山一脈，教授、文化人一夥，學生一群，學校多所……經費問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每月截留天津海關銀三十多萬（當時全國外貿，上海占百分之五十，天津占百分之二十。但天津出口多於進口，是銀行收進外彙的重點。海關稅收也有保證）。另中基會基金二千萬元，以一分利計，每月有二十萬元。各教會撥給教會所辦大、中、小學的經費，每月也在二三十萬之間，尚有中法庚款基金等等。尚有地方收入的少量撥款，這些款項保證了古城中文化教育事業的經濟命脈。自然比之於各路軍閥所豢養軍隊所用的經費來，那是少得可憐了（當時軍隊每個列兵月餉七元半。每養一師兵，平時不打仗，每月經費也在二十萬元左右。遠遠超過北京大學的經費了。隻一個韓複榘，就有十幾萬人，等於十個師）。不過雖然不多，也還有保證，加以物價十分便宜，勞動力也十分便宜，一個知識分子，不要說月入二三百元，即使七八十元、百來元，家中有個三五口人，也還可以不愁生活，有餘力買點書，請個保姆。因而沒有什麼大野心的人，想讀讀書、做做學問的人，也就不想再到南京、上海這些地方去爭名奪利，站在鬥爭的風浪口去拚搏，而在文化古城中靜靜地讀書了。人際關係，雖然也有些利害爭奪，但究竟較之政治、經濟漩渦中要好得多。北大、清華、師大、燕京、輔仁等這些名牌大學，這幾年中，校長都坐得很穩，沒有哪種力量來故意製造風潮，趕他們下台，這便是明證。魯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北歸時寫給上海家中的信道：“我到此後，紫佩、靜農、寄野、建功、兼士、幼漁，皆待我甚好，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力之邦是看不見的……”又道：“舊友對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專以利害為目的，故倘我們移居這裏，比上海是可以較為有趣的……”再有一九二九年八月顧頡剛要由廣州回到北京時，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但廣州的不能研究學問是極明顯的。第一，此間書籍不夠參考，商量學問又無其人……第三，廣州房價太貴，要租一所房子把北京的書都搬來，非每月出百元的租金不可，怕這不能負擔。而且廣州為各派政治家注目的地方，政治的變動最快……第四，在北京，就是沒有事情也可以挨住半年，因為生活程度低，而且熟人較多，有法通融……”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化古城，在曆史環境上、在文獻資料上、在經濟條件上、在人情敦厚上、在生活程度上，都為各方麵的學人準備了足夠的條件，在無政治勢力幹擾的情況下，聚集了全國有世界名望的各方麵的人才，在教育和學術上無形中形成了一種風氣，燈火相傳，造成了深遠的世界性的影響，這是談近現代中國教育、文化、科技史應該注意到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