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思想、智慧》一文裏，我對蕭伯納作了較苛的評斷。我那時受艾略特和“新批評”家影響太深，而在他們看來，蕭伯納說教式的戲劇是無足重視的。蕭氏是唯生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福利思想，事實上許多西方國家都已實施了；他那種絕對相信人類進步的唯生主義（顯受柏格森的影響）更應在存在主義低潮的今日，重獲一般人的注意。蕭氏的劇本，就揭露人生真相而言，當然遠比不上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也比不上易卜生、契訶夫。但憑我當年在上海一連串讀好多種劇本的長序的印象，其鼓舞人心的力量，針砭社會疾病的道德勇氣，實在英國作家間少有人可同他比的。我朋友間的散文家（思果、吳魯芹）講起英國的散文家來，總想到比爾博姆（Max Beerbohm），此人可算是正宗小品文最後一位大家。同時期蕭伯納寫的是暢論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女權運動、人類前途的“大塊文章”，下筆有神，比起比爾博姆來，更顯得其生命力之充沛。英美兩國小品文的傳統的確式微了。可喜蕭式“大塊文章”的傳統，還有人延續著。美國人維連爾（Gore Vidal）的小說我一本也沒有讀過，但近年來他寫的散文實在好，報章上譽之為“第一散文家（Foremost essayist）”，實可當之無愧。他新出的文集Matters of Fact and of Fiction，暢論美國政治、曆史、小說，我覺得值得國人注意。
蕭伯納自認承受了尼采、瓦格納、易卜生三大歐洲巨人的影響，但無疑的，他那種入世精神，抨擊英國工商業支配社會、剝削人民的批判態度，也延續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好多思想家、文學家的傳統。蕭伯納自己是在報章上寫音樂評論起家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文豪，一般講來，顯然對繪畫更有興趣。何懷碩自己是畫家，我不妨在這裏提一提羅斯金（John Ruskin）和馬立思（William Morris）這兩位。前者是藝術評論家兼散文大家，成名作是《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這部書。年輕時他看到了透納（J。M。W。T u r n e r，一七七五年至一八五一年）的風景畫。此人畫海畫山，捕光捉影，頗得印象派風氣之先，當時卻未受英國人重視。羅斯金寫書專為他說項，也可說肯定了英國浪漫派畫家的重要性。馬立思年輕時屬於一個追慕拉斐爾之前的意大利畫家的文藝團體，即所謂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他自己也畫畫，但更以詩文馳名。馬立思看到當時英國人的家具粗俗不堪，就自開一爿廠，專造手工精製的家庭用具。晚年更自創一家印刷公司，精印名著。羅斯金是藝術評論大師，馬立思是苦身力行的實用藝術家，兩人都大有文名。但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人到了晚年都轉為亟思改良社會的評論家，實在覺得在工業社會裏生活的民眾，僅教他們體會到“美”是不夠的，還非得在“真”、“善”這兩方麵齊頭努力不可，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民眾生活豐富不起來。維多利亞時代好多大散文家，到頭來莫不關心社會問題與文化前途，他們在修身功夫方麵可能算不上是聖賢，但寫起文章來卻具聖賢之心。
我舉了羅斯金、馬立思這兩個例子，借以證明何懷碩“吾道不孤”，十九世紀藝術家、藝術評論家間，關心國家文化，亟圖改進社會的賢者大有人在。何懷碩用不到感到孤獨，雖然大半同代畫家，不是自縛於國畫的傳統，即是“盲目西化”，為迎頭趕上美國畫壇最時髦的風尚而沾沾自喜，有時不免使他灰心。當然，何懷碩身處這個時代，如真有意身兼社會文化評論的職責，他的工作是艱巨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是世界第一強國，雖然社會上貧富不均，工人生活太苦，知識程度太低，但比起今日的英國來，羅斯金、馬立思所處的實在是個升平時代。在今日，何懷碩見到島內文壇及社會上某些不良風氣，既無意評論時政，也忍不住要說幾句話。《域外郵稿》看來內容較雜，但差不多每篇文章裏都流露出他那份亟求走上民族本位“現代化”康莊大道的心懷。他見到有人出版胡蘭成歪曲史實、散布謬毒的“著作”，義憤填胸，不得不寫文章提醒國人，共同重視。同樣情形，他見到有人訪問何秀子，竟肯定她“事業”上的成功，他也非挺身出來辯證一番不可。
島內外看不慣的情形太多了，逼得何懷碩多寫社會評論，這是《域外郵稿》這本集子的特色。但同時他是畫家，也是好學不倦、目光銳利的文藝評論家。讀他三本集子，我發現他相當博學。即以西洋文藝理論這項學問而論，他常提到的大名家即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桑塔耶那、艾略特諸人。此外二十世紀的大思想家，諸如弗洛伊德、羅素、斯本格勒、湯因比、索羅金（Sorokin）的作品，他顯然都也讀過。對我來說，因為我自己是專攻文學的，何懷碩三本文集裏占比重最大的繪畫論評讀後得益最多。他畢竟是畫家，對中國畫的傳統和西洋現代畫的發展自有其一套獨特的看法。前幾年中國人大捧畢加索的當口，何懷碩偏偏寫了兩篇長文，評價美國當代人文主義畫家安德魯·懷斯（Andrew Wyeth），我覺得大有深意在。去年大畫家艾恩斯特（Max Ernst）去世，何懷碩寫了篇《小論艾恩斯特》，雖不能算是蓋棺定論，但至少也提供了一個中國藝術家對一位西洋大師自己獨特的看法。該文楔子裏一段話實在值得我們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