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世驤抱有這種冒險、創新的精神，雖然他一生著譯不算多，在研究中國文學的國人間自有其獨特的地位，而這種地位有其永久性，不應因為後人的著譯比他的更好更精而動搖。譬如說，世驤專論《詩經》的文章隻有一篇，他指導葉珊的博士論文也是《詩經》。按理葉珊的論文應該比他恩師那篇更有貢獻，否則文學研究也談不上有“進步”兩個字了。同樣情形，世驤《中國現代詩選》，至少有十年，市麵上沒有一本類似的書與它競爭。抗戰以後，譯介中國新文學的書就多了。許芥昱那本《二十世紀中國詩》（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一九六三年出版），被選上的詩人就要比世驤那本多好幾倍，且不論兩書譯筆的高低。葉維廉所譯的《中國當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去年剛出版，選了二十位台灣詩人，更補充許著之不足。世驤最精心的譯作當然要算是他一九四八年在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所發表的那篇《陸機文賦》了。但隔了幾年方誌彤先生也在《哈佛東亞學報》上刊出了他譯的《文賦》。方先生也是學貫中西的文藝批評家，兩人的譯筆實在分不出高低。世驤曾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六一）上發表過一篇非常紮實有創見的文章，題名《詩字原始觀念試論》。一九七八年之後周策縱在他自己編的那本題名《文林（Wen-lin，一九六八）》的書裏發表了一篇討論“詩”字的論文，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Poetry），文長五六十頁，討論“詩”字的意義的演進當然比世驤的那篇更詳到了。
一九六〇年初期，世驤受《中國季刊》之托，寫了兩篇討論大陸新詩的文章：Multiplicity in Uniformity：Poetr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和Metaphor and the Unconscious in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對大陸文學提出了很新鮮的看法。後來世驤還寫了兩篇報道式總論大陸文藝的文章，一篇題名Artificial“Flowers”During a Natural“Thaw”，一篇可能至今尚未發表，也很長“注釋6”。但世驤雖然很關心大陸文藝，二三十年來古代文學才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尤其詩經、楚辭、唐詩，和早期的文藝批評，差不多每年要重溫一次，心得最多。在這幾方麵世驤都留下了分量極重的文章。
《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文學雜誌》，一九五八）和《時間和律度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五八）這兩篇文章都可以說是世驤的讀詩心得，引證以唐詩為最多。第一篇集中分析杜甫的絕句《八陣圖》。世驤非常偏愛這首詩，認為它代表一種“靜態悲劇”，在氣勢上簡直可以同古希臘悲劇相頡頏。在我看來，一首四行的詩無論如何是不能同阿斯基勒斯的悲劇同日而語的，杜甫詠諸葛亮的詩很多，其中最偉大的一首，悲劇性最濃的一首，在我看來，當然是《古柏行》。可惜我從未把我自己的意見當他麵提出來，加以討論。世驤自己覺得這篇講稿太短，意猶未盡，隔了幾年，他爽性用英文寫了篇更長的《〈八陣圖〉圜論》（《清華學報》新七卷第一期，一九六八），把此詩作更詳盡的分析。全文氣勢極暢，我雖然不同意世驤的看法，但他讀詩細心的態度，照舊使我心折。
世驤晚年最用心寫的文章當然是他討論《詩經》、《楚辭》那兩篇了。《詩經》那一篇（The Shih-ching：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在百慕大會議上初次公開，後刊《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已由葉珊譯成中文，可能已發表；《楚辭》那一篇，上文已提到過，在處女島會議上公開。前文著重討論一個“興”字，考據的味道比文藝批評的味道重，但不失為極有創見的論文。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世驤給我封長信，其中一部分說他有寫書的計劃：
三月末旬亞洲學會，今次因又受約，決來一行，並稍講《楚辭·九歌》之分析“注釋7”。雖是舊題，覺近有新見，或尚為一向論者所未注及，或可提供參商。前作《詩經》一文，稍發多年心得，具體道之，由微以知著，頗蒙弟嘉許為所至慰。今於《楚辭》所見，惜會議時短，隻能約略言之，容後細綴成文，希可詳商。《詩經》、《楚辭》多年風氣似愈論與文學愈遠；樂府與賦亦多失澆薄。蓄誌擬為此四項類型，各為一長論，即以前《詩經》之文為始，撮評舊論，希辟新程，故典浩瀚，不務獺祭以炫學，新義可資，惟求製要以宏通。庶能稍有微補，助使中國古詩文納入今世文學巨流也。吾弟才高精勤，治中世以及現代曆有卓績。區區所作，或終將銜接，與足下成合圍之勢，思之可喜。事多倥傯，校務又常增煩瑣，隻徐為之，不妄作也。
當時接到信，知道世驤要寫本書，把中國古代文學四大類型一網打盡，非常興奮。同時他嘉許我研究“中世”“現代”文學的成績，希望我同他“合圍”中國文學的堡壘，又慚又感，立即寫複信，祝他的計劃早日完成，因為在美國，對《詩經》、《楚辭》、樂府、賦同樣有深切研究的，實在可說沒有第二人了。但在“隻徐為之，不妄作”的原則下，他完成了第二篇不上半年就離開了我們，論賦及樂府的兩篇沒有寫出來。但可喜的是他最後一篇論《楚辭》的文章——雖然吉川先生不太欣賞——畢竟是他的傑作。此文將在《清華學報》發表，中譯文想也會遲早問世的。
世驤英文、文言、白話文都寫，以我的觀察，他文言底子最深，所以寫得最好；《〈想爾〉老子道經論證》這類的文章，讀起來真舒服；有些小品如《愛文盧劄記小跋》（《清華學報》七卷第二期），文字提煉更精，直追桐城諸大家。他白話文不常寫，寫起來總不免文白相雜，不如他的文言文。他的英文也是精心苦學的，早年所下的功夫恐怕不下於濟安，所以他文氣足，文句長，字彙大。但有時文章華過於實，意思交代不清楚，這是他的毛病。若論文章好壞，他寫的書評反而較他的長篇論文更多精彩可詠之處。那篇《中國二詩人》（Two Chinese Poets）的書評（載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一九六二），讀後真叫人拍案叫絕。該書作者休斯（E。R。Hughes）生前在牛津大學教書，天資不高，抗戰期間在我國內地研究先秦諸子，還稍有成績；後來對駢文，對漢賦大有興趣，可惜文字了解力太差，實在談不上研究。書題上的“二詩人”指班固、張衡，原來休斯想譯《兩都賦》、《兩京賦》，借這四篇賦來研究漢代的生活和思想。書未寫完，人已死了，書中錯誤百出，世驤大開其玩笑，亦莊亦謔，借以警告沒有資格搞漢學的洋人。此文下半節以對話體寫出，最後書評人告訴作者：
But allow me，sir，to say that your work never fails to summon in the thoughtful mind its love for truth，its care fo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details and a feeling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always needs persis-tent，meticulous endeavor。Your efforts in their own way will for ever remain a salutary influence。
這兩句妙不可言，措辭非常客氣而毒辣，頗有些約翰生博士的味道。可惜我沒有本領把它譯出來，隻好讓懂英文的讀者細細去體會。
一九七一年初稿，一九七四年訂正
選自一九七四年十月台北純文學出版社初版《文學的前途》
“注釋1”根據Charles Witke《追悼陳世驤》一文的報道。此文載《淡江學報》（Tamkang Review）二卷一期（一九七一）。Witke氏現任教密歇根大學古典文學係。以前在柏克萊加大，是世驤比較文學係的同事。他的太太Roxane是世驤的高足。
“注釋2”高克毅兄給我的近信上這樣說。世驤一九四一年一到紐約，他們就相會了。
“注釋3”世驤同阿克頓早年曾合譯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直未出版。世驤去世後，該稿由世驤加大同事白之（Cyril Birch）加以整理，現已出版：The Peach Blossom F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加注）
“注釋4”本文是一九七一年暑期寫成的，同年十一月在《傳記文學》上發表後，曾就正於世驤兄生前好友蔣彝先生。蔣先生說：世驤沒有去英國留過學，一九四一年從國內直飛美國的。到美國後，有一個暑假他曾去英國小住，請益於牛津名教授鮑勒爵士（Sir Maurice Bowra），也同蔣先生締交。
“注釋5”一九七四年八月底我在波士頓總領事吳世英先生府上同他聊了一個晚上。抗戰初期吳先生和世驤同在長沙教書，過往甚密。他給我看了一本照相簿，其中有不少世驤長沙時期的照片，也有兩張世驤和姚錦新婚後的合照。姚女士臉龐是圓的，長相很甜。她是德國留學生，初到美國，想是一九四二年。她自己作曲，托趙元任先生（那時他是哈佛教授）找一個會編歌詞的人同她合作。趙先生介紹世驤與她相會。兩人一見鍾情，兩星期後就訂了婚。翌年結婚，想不到兩年之後就勞燕分飛了（世驤同姚女士在趙家初會這段掌故，是世驤另外一位老友告訴我的）。
“注釋6”這一篇題名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載吳元黎主編的《中國手冊》（China：A Handbook），一九七三年出版。此書定價奇昂（美金三十五元），我尚未看到。
“注釋7”此文已發表於《淡江學報》第二卷第一期。題名O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Ch’u Tz’u Nine So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