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個滬江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過張愛玲，她是主講人。她那時臉色紅潤，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樣。記得她講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見《流言》《存稿》此文）。我自己那時專心攻讀西洋文學，隻看過《西風》上那篇《天才夢》，她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看過，不便同她談話，她對我想來沒有印象。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亞洲學會在華府開年會之便，高克毅做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檳，我以為不是先兄即是愛玲，因為兩人比較緊張。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張愛玲翻閱拙著《雞窗集》後寫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提及此事：
悼吳魯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吳，我當時有點詫異，因為他不像是慌亂或是像我這樣粗手笨腳的人，所以記得。
由我推薦，張愛玲於一九六七年九月抵達麻州劍橋，在賴氏女子學院所設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lnstitute for lndependent Study）專心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她離開華府後，先在紐約市住上一兩個月。我首次去訪她，於梨華也跟著去，三人談得甚歡。我說即在她公寓式旅館的附近，有家上海館子，周末備有小籠包子、蟹殼黃等點心，要不要去嚐嚐。愛玲有些心動，但隔一兩天後還是來電話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餅幹紅酒。顯然她對上海點心興趣不大，而且對我的洋太太、女兒長相如何，一無好奇心。愛玲離開紐約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實在請不動她吃飯，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櫥窗。隔一兩年後，我去巴斯頓參與亞洲學會的年會，最後一次同愛玲相敘。
賴氏研究所任滿之後，張愛玲想必返華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去研究大陸術語的。此項研究計劃向由陳世驤教授主持。先兄去世後，即由莊信正接任，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我不寫推薦信，世驤自己也願意聘用的。但世驤兄嫂喜歡熱鬧，偏偏愛玲難得到其家裏去請安，或者陪他們到舊金山中國城去吃飯。她也不按時上班，黃昏時間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辦公室熬夜。一九七〇年開始，愛玲給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剛剛重溫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訴苦的信特別多。偏偏那年大陸沒有倡用什麼新的術語、口號，世驤後來看到愛玲那份報告，所集詞語太少，極為失望。更不幸的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驤心髒病猝發不救，愛玲在研究中心更無靠山，一年期滿解聘是必然之事。愛玲到了柏克萊後，水土不服，老是感冒，洛杉磯氣候溫暖，身體或可轉好，於是決定搬居洛杉磯地區。
一九五五年愛玲來美後，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獎金，供她寫作、翻譯、研究之用。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磯後，她再也不去申請一筆獎金，找一份工作。身體一年一年轉壞，不說上班工作，能對付日常生活之需求——買菜、付賬、看醫生、打電話——就把她累壞了。兩年前，她能寫出這一小本《對照記》，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韻味，真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毅力。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她給我的信上寫道：“我自己是寫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麼會怪人寫信不勤，而且實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重讀此段好為感動，我自己有了心髒病，比較要慎重措辭的英文信，有時寫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不像當年，中英文信寫個不停，而且不會覺得累。
張愛玲在洛杉磯住了幾年之後，不僅感冒照舊，牙齒也永遠看不好。骨頭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斷了。最可怕的是，愛玲添了一種皮膚病，而且覺得屋子裏到處是跳蚤，身上永遠發癢。為了逃避“蟲患”（張語），她就不斷要搬家，每次搬家都遺失、丟掉些東西。那兩年在賴氏研究所，愛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譯好了。隔幾年信上不時討論到譯稿的問題。她想找經紀人把它交大書局審閱。我勸她把書稿當學術性的讀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寫的導論和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處理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議，後來的信上也就不提這部《海上花》了。有一天莊信正對我言，這部譯稿張愛玲搬家時丟了，我聽了好不心痛。除了首兩章已發表過外，張愛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全書譯稿早該“全錄”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注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