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抵舊金山後寄北平的第一封信，到今年二月十九日晚上所寫而濟安沒有讀到的最後一封信，我都已帶歸。同時期濟安給我的信更多，可能有四五百封，我一直珍存著，一封也沒有遺失。將來當按發信日期好好整理，把我們的信從頭讀一遍，重溫這十七八年來兩人的生活。我來美國後，生活一直很沉寂，每隔兩三星期，總得空出一個晚上給濟安寫信，把心中要說的話說完了，才覺得全身舒泰。我的信大多數四五頁，有時也寫七八頁，但很少有十頁以上的，一方麵因為我中文拙劣，寫得慢，一方麵因為生活上沒有什麼特別可興奮的events可以報告。濟安則不同，他落筆快，要報告的事情多，所以一寫就是七八頁，十頁以上的信也很普遍，尤其晚近兩三年，可說是他生平第一次認真地和異性交朋友，有時不免很沮喪，但興奮的時候居多數，一寫信即是十五頁，有的信長至二十頁。濟安年輕時沒有結婚，中年了，對結婚之事不免抱著些疑懼的心理。但晚近他愛同女孩子交際談話，一改以往避免和女性來往缺少自信心的態度。我每讀到他報告同女友來往的信，即回信打氣鼓勵他。
濟安和我年輕時多讀了西洋文學，都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濟安對待男性朋友，永遠這樣率直忠誠，同女性朋友交往，該有更偉大的天長地久海枯石爛的potential，可惜這種potential一直沒有充分發展的機會，這是我認為他終生唯一的遺憾。一九四六年他寫了封二十頁的長信，報告他鍾情於那位女學生的經過後，我回信上曾提到我們少年時代生活的空虛：
到台灣前偶讀唐詩“郎騎竹馬來”，心中有說不出的辛酸，我們的childhood是多麼的空白，從沒有一個姐妹或年齡仿佛的遊伴，或者我們對待異性不自然的態度就在那時無形中養成了。在adolescence時，我們都有，或者現實生活上或者銀幕上，不少美麗的images都在日常忙碌工作中，在壓製下，在夢幻間，漸漸地消失；真正同一個有血有肉的女子接觸時，反而有說不出的恐怖，而這種恐怖必然妨礙情感的傳達。我在上海雖然愛過幾個女人，始終脫離不了這種緊張的初戀狀態；也同你一樣，在愛人的一顰一笑間，獲求精神上的快樂，分析對方的心理反應。然而這種敏感式的精神享受，是否一個lover最大的快樂？我現在懷疑。
信的下半節有幾句話，鼓勵濟安，也是鼓勵自己：
隻有尼采“快樂的科學”中可以得到wisdom，隻有在愛情的consummation中發現生活的快樂，上帝造物的恩惠，自己大才無窮無盡的泉源；叔本華式的智慧是不完全的智慧。
濟安對女性美的感受力比我強得多，他在那本日記上竟說過：“我對自然不大有興趣，我認為除女人以外，沒有美（Kierkegaard也有此感）。我要離脫了人世後，才會欣賞自然。我歡喜一個人住在荒山古廟裏，這不是為了自然之美，而是對人生的反抗。在此世界上，隻有女人是美的。”我結婚已十年，自己信上所提及的“恐怖”、“緊張”、“敏感式的精神享受”，依稀想到，心頭仍不免帶些悵惘。濟安一直到最後，見了自己所愛的女子，多少還抱著些“恐怖”的心理。因為“恐怖”的作祟，濟安終身沒有一個以身相托矢誌不移的異性知己。
聯大那位女學生，我在北平時也見過一兩麵。她是長沙人，生得眉清目秀。濟安遺物中有一張電影明星林翠十年前的相片，我想濟安不愛看中國電影，也沒有收藏明星照片的習慣[遺物中有一張愛娃·嘉德納（Ava Gardner）遊香港時親筆簽名的照片，那是好友程靖宇送的]，他珍藏了這張照片，可能因為林翠同那位小姐長得很像。有一次那位小姐帶了一位女同學，到紅樓來找濟安。她好像有什麼緊急事求助於他，濟安立即把剛領到的月薪鈔票一大遝全數交給了她。在台北時朋友有困難，濟安總愛仗義相助。但在北平時我們生活很窘迫，每月薪金隻夠吃豆漿油條、炸醬麵和最簡便的飯菜，他那次傾囊救急，對方反應如何，我不大清楚。這一次後，我好像一直沒有見到她。
近日常讀濟安的日記信劄，寫這篇雜憶，不免多涉及他的私生活，而這種私生活，對他整個成就來講，可能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其實我悼濟安，也等於自悼，以後不可能再同他通信，自己的生命也將是一片空白。去年喪父，今年喪兄，不久前寫信給留在上海的母親和六妹，隻好把噩耗瞞了，免得她們傷心。母親風燭之年，雖然知道兩個兒子在國外爭氣成人，得到不少安慰，但她還不斷祈望著濟安早日成親，我再生一個男孩。現在濟安已不在人世，這個消息她遲早揣度到了，對她將是一個如何慘重的打擊！
所可告慰者，人雖死了，濟安的人品風度，好學不倦的精神，多方麵的成就，已在他朋友學生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柏城奔喪期間，見到世驤夫婦，樹方茲（Franz Schurmann）夫婦，濟安光華老友蕭俊、顧孟餘先生和不便一一舉名的加大同事學生們悲痛莫名的情形，使我萬分感慨，濟安有這樣許多痛悼他的朋友，也可算是不虛此生了。台灣、香港和美國別處的朋友，他們悲痛的情形，我沒有親眼看到，但讀他們吊慰的信劄和電報，隻覺得他們心頭的沉重。返紐約後，不少濟安的高足到我家裏來親致唁意，不在紐約的，有的打長途電話來，有的寫信來，轉達他們對最敬愛的老師一番不可名狀的悼意。這些台大外文係高材生——我日常見到或保持通信關係的有劉紹銘、白先勇、謝文孫、莊信正、叢甦、陳若曦、葉維廉、李歐梵、熊玠、張婉莘——都在課堂課餘曾經濟安啟導，而現在仍遵守著他指導的方向，在創作上在學術研究上作不斷努力的有為青年。白先勇在濟安未逝世前已告訴我，他要用英文寫一本大規模記錄中國抗戰前後的小說。三月中旬劉紹銘寫信告訴我，他已下決心寫一部英文長篇，以謝濟安十年來循循善誘沒世不忘之恩。信是用英文寫的，最扼要的一段抄譯如下：
他的去世標記我生命上的一個轉折點；我這樣敬愛他，我至少得試寫一部小說奉獻在他的靈前。他知道我寫成了一部像樣的小說，一定比知道我被聘哈佛大學當教授更為高興。
濟安抗戰時就在試寫英文長篇，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此誌未酬。他若知道兩位入室弟子有誌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他一定可以含笑黃泉。這種創作企圖才是最對得起濟安的紀念性工作，也最能證實他在台大教書多年，為國家培植人才不朽的功績。
選自一九七〇年九月台北純文學出版社初版《愛情·社會·小說》
“注釋1”一九六五年。濟安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故世。
“注釋2”該書一九六八年出版，題名《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d。University of Washtngton Press），正文前有Franz Michael教授的《前言》和我寫的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