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數年給我印象最深的即是濟安潛心自修學習寫英文的那一段努力。近年來，他英文愈寫愈漂亮，讀起來令人覺得口頰生香，這種成就，還得歸功於他在上海數年所打的基礎。張歆海夫婦開了不少英國文學課，但教來教去好像都是十九世紀的。濟安那時有兩本厚厚的、上海龍門書店翻印的美國教科書——一本是十九世紀英國詩選，因為封麵是綠色的，我們叫它“綠書”；一本是十九世紀英國散文選，我們叫它“紅書”。這兩本書，字印得密密的，加上是翻印，讀起來很吃力。濟安對“綠書”好像興趣不太大（雖然後來他對畢滋華斯狠下過一番研究功夫，在北大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上還發表過一篇論文，題名Wordsworth By the Wye，專論Tintern Abbey那首詩），但對那本“紅書”讀得特別起勁，我坐在書桌對麵，他搖頭朗詠的情形，至今猶在目前。他今天讀麥考來，隔一陣時間讀亞諾德，再隔一些時間讀紐門。此外卡萊爾、羅斯金的名著他也照樣的一讀再讀。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散文大家都以氣勢見勝，文句特別長，文法結構特別複雜，普通學寫英文的人，學了這種文體，往往反而學壞。濟安後來教英文，也勸學生多學二十世紀名家幹淨利落少鋪張的文體，但他自己學維多利亞文體卻是學到家了。他兩次來美所寫的文章，用的字和成語都是二十世紀的，但在句法、章法上顯然深得十九世紀文體的好處。不論說理或敘事，他運用很多句子，把事理細細道來，起初給人清麗“婉約”的印象，但讀完全文，覺得文氣這樣足，文章這樣前後有照應，又不能不令人歎服他“婉約”中所含蓄的“豪放”。前兩天讀他的舊信，讀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所寫的一段，比較我們兄弟英文的風格：
現在再仔細看看：你的文章和我的大不同是你的是一句有一句的分量，一段有一段的分量；我的大約是這樣：有一點idea，至少總要寫上三句句子，求embellishment，求variations on the theme，而且非但一處出現，隔了一些時候，這個idea似乎還有一個漂亮的說法，我是還要叫他再出現一次（或兩次，三次）的。你的文章看了一句得一句之益；我的是一句隻好算一個“分句”：句子本身並不成為“思想的單位”。看你的文章，隨時應該停下來想一想；看我的，是一口氣的帶過去的。
他所誇獎我“思想緊密”的文體，其實隻好算是沒有個性的academic style。在研究院寫多了學期報告，再寫一兩篇碩士博士論文，人人都可學會寫這種看上去“思想緊密”而讀起來枯燥無味的文章。濟安這種活潑潑有生氣讀了使人不忍釋手的文章才是真正好文章。《耶穌會教士的故事》發表後，我曾寫信給濟安，告訴他這篇小說在文體和結構上都和康拉德（Conrad）好多篇以第一人稱瑪路（Marlow）為講故事人的中短篇小說有相似處。現在想想，這個比較很妥帖，康拉德也是外國人苦心自修，熟讀維多利亞散文後自成風格的散文大家。當今外國人用英文寫小說，文章靈活而深得十九世紀散文神髓的，當推納白喀夫（Vladimir Nabokov）為首屈一指。但納白喀夫雖是俄國人，然而從小保姆就用英法語同他說話，嚴格說來，英語對他不能算是外國語言。
在光華讀書那幾年，濟安不時在同學自辦的英文刊物和畢業同學紀念冊上發表些小品文。他寫這些文章的動機，完全在測驗自己運用英語的能力，內容在其次，而在用字造句方麵特別下功夫。有兩篇數易稿子寫成後濟安自己比較滿意的，我至今還記得。一篇是《萬世師表》（Goodbye，Mr。Chips）的影評，一篇是記述他臨考時在考堂上所得的印象，風格學蘭姆（Charles Lamb），調子力求輕鬆幽默，文句力求精煉而讀起來鏗鏘悅耳。這篇文章濟安伏案寫了兩三個星期，後來在一本畢業同學紀念冊上發表，所以當時苦心寫作的情形我至今還記得。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上海完全在日本人控製之下，濟安愛國熱誠極高，實在覺得不能再留在上海，一直想去內地。但他那時肺病未愈，經常還注射空氣針，我們都不放心。直到一九四三年他才走成，先在西安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教了一年英文，一九四四年夏天去重慶，入秋後在雲南呈貢國立東方語文專校任講師，一九四五年秋被聘任教西南聯大。在聯大日常來往的好朋友有光華老同事錢學熙和詩人卞之琳。一九四六年六月濟安返上海，我抗戰勝利後跟親戚去台北當了十個月小公務人員，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間返滬，濟安到碼頭來接我，我們三年多沒有見麵，見麵後特別高興。濟安知道我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看不到美國電影，對平劇頗感興趣，第三天晚上即請我去天蟾舞台看了一場戲，那晚葉盛蘭李玉茹合演《翠屏山》，特別精彩，至今還記得。同場還有李少春和葉盛章，那晚他們合演的是《三岔口》還是《鐵公雞》，則記不清楚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們兄弟乘船到天津，再改乘火車到北平，同住北大紅樓四樓，臥房貼隔壁。我教一門大一補習班英文，學生程度異常之差，加上我的上海官話，有一半學生聽不懂，頗以為苦，但翌年我僥幸考到了一筆獎學金，被送出國。七月間濟安送我到機場，濟安英文造詣比我高，學問各方麵都比我廣博，現在他留在政治局麵極不安定的北平，我竟先飛滬去辦出國手續，二人臨別，不覺黯然神傷。
一九四三年開始，我們除了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重聚，差不多有一年工夫朝夕相處和一九五五年暑期我們同住在紐海文（New Haven）天天見麵外，一直靠著書信互通手足之情。很可惜的是，除了濟安帶在身邊的那一封信外，我們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一大束書信都留在上海，雖然不致遺失，卻一時難以見到。濟安在內地的一段生活，除了那本日記上所記載的外，回想起來，都很模糊。可喜的是在西安一年，氣候高爽，濟安肺病差不多已完全治好，到昆明後他還學會了遊泳，身體更結實了。內地書籍缺少，研究西洋文學條件很差，但濟安在昆明時期搜集不知多少美國政府印行供兵士們消遣的袖珍本紙麵書，我記得紅樓臥房書架上還裝滿了這種紅綠封麵的小書。這些小書不少是當代英美文學名著，濟安讀了這些書，對現代文學培養了極大的興趣。一九五九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濟安選注的《現代英文選評注》，其中所選的四五十位當代名家，都是一二十年來他常讀的書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