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學期間，即已拜讀了克毅兄報導美國生活的幽默文章，一直目之為前輩。想不到我來哥大後常有機會同他相敘，一下子轉成無所不談的摯友了。克毅兄比我大九歲，照中國人算法已是八旬老翁，雖然看起來比我還年輕。這次為了我的慶祝大會，他先從佛羅裏達飛回馬利蘭寓所，再乘火車趕來紐約，於五四上午宣讀一篇幽默文章之翻譯讓我高興，真怕他要累壞了。梅卿嫂原要一起來的，但臨時香港有親戚來訪，隻好留在家裏候駕了。兩年前克毅的侄女兒Gloria也曾上過我的課，他也要帶她和她的未婚夫一起來參加宴會。也在兩年前，我教了佘素麗這位來自柏克萊加大的研究生。她對我說，她母親曾在台大上過我哥哥的課，因之也關照她一定上一門我的課，雖然她是主修中國史的。這則故事太美麗了，附帶記下以備遺忘。
除了我家玉瑛妹外，這次宴會來賓中，要算梅儀慈我認識最早了。五十年代初耶魯女同學劉天眷在校園教堂裏結婚，來賓之一即梅儀慈。她是梅光迪先生的女公子，正在哈佛讀比較文學，我自己可能已拿到英文係的博士學位了。那時來自中國的哈佛耶魯研究生人數非常之少，念文學的更是少之又少，我同梅儀慈教堂初會當然有講不完的話要講。可是以後並無機會再見麵。七十年代初期二人安那堡重逢，她早已是中國經濟史名教授Albert Feuerwerker的太太了（二人原是哈佛同學），在他們家裏看到的那個男孩也已八九歲了。
梅儀慈在密西根大學任教中國現代文學已很久。一九八二年出了本《丁玲小說》（Ding Ling’s Fiction）專論後，她在學界非常活躍，我也常在學術會議上同她見麵了。去年五月間，威德茉（Ellen Widmer）教授同王德威在哈佛召開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大會。會畢我總結發言半小時，好多朋友都當麵加以謬獎，認為我說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梅儀慈回安那堡後竟也寫封信來盛讚我這段總結，且附寄一篇梅光迪先生回憶恩師白璧德教授的英文文章。此文已罕見，拜讀之餘，感觸頗多，但雖然如此，我同儀慈信劄來往一向很稀，五四宴會也就不敢去驚動她。但她自動要參與此會，且寫了篇比較“三言”與《十日談》的論文要在會場上宣讀，真的再度為其友情所感動。到了退休的年齡，按常情朋友應該逐漸減少，但這次五四宴會卻證明了一個相反的事實：世上關懷我的桃李友好（且不說那些不知名的讀者），真比我自己估計的多得多。我同儀慈相識四十年，友情如酒一樣愈久而愈醇，真是十分難得的。
討論會上高克毅、梅儀慈要宣讀論文給我聽，九點半開幕致辭的羅鬱正兄也是我最親密的朋友，至少也該寫他一段。一九六六下半年恰好鬱正兄嫂也在台北度假，我同二位年齡相仿，背景相同（他們讀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係，我讀滬江；出國後鬱正先去哈佛，我留在耶魯），在台北時常見麵，一下子轉為至交。回美後，我就同鬱正兄嫂經常交換幽默信件，此類英文信件，十年、二十年後重讀仍帶給我極大的喜悅。十多年前我寫了篇散文，謂朋友間克毅、鬱正二兄寫的英文信要比海明威的書信好得多多（那年《海氏書信集》剛出版，我看到的一些，文筆非常蹩腳）。台北編者們從不改動我的文字，校閱我那篇散文的某編者，看到我把自己的朋友同美國大文豪相比，簡直太荒唐，就自作主張把此句刪了。現在有機會把舊話再說一遍，希望“聯副”編者不要皺眉。英國怪才柏吉斯（Anthony Burgess）曾寫過篇短評，也認為海氏書信實在寫得很馬虎的“Hem Not Writing Good”，載柏氏But Do Blondes Prefer Gentlemen（紐約，一九八六）。
鬱正兄比我年輕兩三歲，但前年五月即已退休，我也曾飛往Bloomington向二位祝賀一番。這次他們來紐約，希望能住上兩星期，同我們多有暢談機會。僅憑書信互通款曲還是不夠的，何況我的寫信衝勁不如當年，收到鬱正兄的長信後，總得隔一段時間，才有閑情逸致去寫封回信。
講了自己的幾個朋友，再講先兄門下的那些台大桃李。有兩位——張婉莘、石純儀——我未來哥大前即已相識了，但所有台大出身的文壇名流都是一九六二年我來哥大後才逐一交識的。第一個相識的當然是叢甦，因為她當時正在墾德堂東亞圖書館工作。第二個應該是印大比較文學係研究生劉紹銘，因為六月間我們剛搬居紐約，即飛往Bloomington去參與該係所主辦的一個東西文學比較大會了。回紐約後即收到紹銘一封長信，從此二人通信不斷。紹銘情願寫便條短簡，也不打電話。偶爾有事打電話找他，講完正事他即把電話掛斷，我想主要為我節省些電話費。但這次他特地帶太太一起來祝賀我退休，所費不貲，更讓我看到他對我情誼之深厚。紹銘為人正直不阿（叢甦也如此），很多文壇、學界的名人，他覺得他們品行不正而不加以理睬，偏偏一直對我另眼相看，我想不止因為我是他恩師胞弟的關係。
劉紹銘、李歐梵在大學期間即是最要好的朋友，這次二人都要在討論會上宣讀與我有關的論文，好不讓我感動！紹銘近年來與閔福德（John Minford）合編一部二巨冊的中國文學英譯讀本，出版後必為各校采用為課本無疑。歐梵則勤於英文著作，三年前出了部專研魯迅的Voices from the lron House，備受各國專家之推崇。
白先勇跟李歐梵是同班同學。他們台大外文係那一屆畢業生——包括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在內——不論創作、治學都建樹卓越，非常難得。先兄教了他們一年即飛往美國，但有人認為他們如此出眾，多少得力於濟安師之啟導，至少白先勇自己是一直如此肯定的。先勇深愛濟安師，連著跟我的關係也非常親。這次來紐約之前，他先寄我一套《最後的貴族》錄像磁帶。我習慣於在電影院看影片，去年雖買了一架VCR，從未動用過。但妹妹、妹夫也想看這部名片，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附近館子吃了飯後，即回家叫外甥焦明試用這架VCR，《最後的貴族》居然映出無誤。該片是根據《謫仙記》改編的，但我認為不見小說的那段威尼斯情景，拍得最為動人。我曾花了好幾個晚上修改先勇自譯的《謫仙記》英文本，少說也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請了李歐梵、白先勇，卻未托王德威也給陳若曦寄一份請帖。不是忘了她，隻想起近年來她並無固定收入，為了從舊金山來一趟紐約，耗費很多，還是不去驚動她罷。再說，遠道而來的桃李友好都是教授，若曦知情也會原諒我的。但想想還是不妥，前幾天寫了封信給她，希望她不會生我的氣。不知為何，我對濟安台大最後這一班學生如此有情。四月中旬我去新奧爾良市參與亞洲學會的年會，見到了長住德州奧斯丁市的張頌聖教授（原也是台大外文係畢業生）。她說歐陽子有隻眼睛真的瞎了，獲訊好不難過。隔一天晚上，我在宴會上見到了謝文孫、楊美惠夫婦，又大為高興。謝文孫（筆名“江南書生”）原也是先兄的得意高足，楊美惠乃是陳若曦、歐陽子的同學，因之十年不見麵也沒有聯係，見麵總是興奮得要跳起來的。
略談了濟安門下的桃李（五四大會，莊信正夫婦也要來一整天，我曾有專文講及信正為人之可靠和可愛，這裏也就不贅了），接著我要講二十九年來，我自己在哥大訓練的學生了。碩士的人數記不清了，博士十四名，平均每兩年培植一個。但每篇論文，從初稿看起，少說要審閱三遍。碰到中文英譯的片段，還得逐字校閱，是相當吃力的。普通一般中國文學教授，各有專長，不在自己研究範圍內的論文題目，他就不想指導。學生投其所好，隻好寫他歡喜的題目。一位教授，一二十年來連續指導三四篇元曲論文或者三四篇《金瓶梅》論文，是常見的事。
對我來說，除了《易經》、《大藏經》、《道藏》這幾類我不愛讀的書籍外，古今中文書籍——不僅是文學——都不太難讀，也都感興趣。一般人都以為我是小說專家，其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劇，這些課程我都開，一方麵充實自己，一方麵也為了研究生的方便。因之學生寫博士論文，全憑其興趣決定，隻要題目不太空泛不實，我總會通過的。我教出的四位最有建樹的美國學生——高友工兄戲稱之為夏門“四大弟子”——上文已說過狄華斯根論文寫的是晉代《搜神記》、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齊夫斯（Jonathan Chaves）寫的是北宋詩人梅堯臣，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東亞語文係主任何穀理（Robert E。Hegel）寫的是清代《隋唐演義》，康乃爾大學亞洲係主任耿德華（Edward Gunn）寫的是抗戰期間的京滬文學（“京”指北京）。四人所寫的文學時代都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