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租屋傳教，必須百姓出賃者赴縣呈明，方準成交。一則恐外國教士並非安分無過之人，與中國刁民私相授受；二則恐奸民偽契盜賣，傳教士之買者吃虧；三則與上海租地，先行報明查視，再行稅契辦法，亦屬一律；四則與會稽案內隻準買立教堂，不準置買私產，亦屬相符。仰將此四層與領事暨各洋人反複陳說，當可信從。仍將“傳教係條約準行”開導士民，務使人人共知，不必與之為難。如再有聚眾生事，斷難姑容。不論兵民旗漢，概即擇尤拿辦，以示儆戒。切切！
［評點］
首先介紹一下“常鎮蔡道”。“常鎮”是對常鎮通海道的簡稱，“蔡道”即此時擔任常鎮通海道道台的蔡世俊，他是去年才從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清朝外交部）章京（高級秘書）外派到鎮江這個通商口岸的。四年前，總理衙門為了加強對各通商口岸的管理，特意奏請選派總署（即總理衙門的簡稱）章京出京任職，而這些口岸的道台，一般都是兼任海關關道的。
再說這個“鎮江教案”，起因也是英國傳教士戴德生，而且，他同樣也不是主要責任人。丹徒縣民婦夏李氏擅自租房給洋人戴德生，卻未經縣府審批，後來又反悔退租，並且告官；鎮江道台蔡世俊本來與英國領事館官員阿林格談妥，答應另外尋租，但是又沒有及時安排下去；而丹徒縣王縣令呢，不但不追究夏李氏“先租後退之非，又不另為覓屋”，終於導致領事館介入。正好戴德生在揚州遭遇百姓襲擊，逃入英國駐鎮江領事館，於是，鎮江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就聚眾泄憤，以致衝進鎮江道台衙門示威，蔡世俊京官外任，哪裏見過這種場麵，於是局麵一度失控。事後，趕緊給兩江總督上稟，一來彙報事件經過，二來請求處分。
接下來，我們看曾國藩的批示。也許是考慮到蔡世俊來自中央直屬機關，又不熟悉地方事務，因此，曾國藩的批示，不僅顯得比較具體、細致，而且態度也很溫和。
第一，先幫助蔡世俊理清思路，前幾年報經總署批複的“內地建堂之案”，不可作為此次“鎮江民人因洋人租屋滋事”的立論依據，因為“今鎮江本係通商口岸”，所以，“即在城內賃屋設堂，亦屬應準之事”。
第二，息事寧人，大事化小。你蔡道、王令以及出租房屋的夏姓市民，都有一些不當之處，但是，丹徒王縣令因為牽涉到另外的事情，已經離職，這次就不再追究，你自己雖然也“失之疏忽”，但是，也不必請求撤職查辦了。夏姓市民也免於處罰，免得“反觸洋人之忌”。你現在隻需督導下屬府縣官員，在丹徒城內妥善租屋、設立教堂即可。
第三，具體指導結案機宜，一是“必須百姓出賃者赴縣呈明，方準成交”，理由、目的、條款、先例，一二三四，麵麵俱到；二是約束百姓，遵守條約，如再聚眾鬧事，絕不姑息，不論他是漢人還是旗人，一律逮捕法辦。
1138．劄法國領事文稿同治七年八月
為劄複事。據該總領事於七月十七日申陳一件，八月二十一日又具申陳一件各等情前來，本大臣均已閱悉，具見該總領事深明條約，立言公正，洵為嘉慰！
但金司鐸前在淮安地方，借名買屋，立契後又自填“天主堂”字樣，跡近欺瞞，誠如該總領事所雲，此金司鐸之過也，本大臣並不另責其非。所有在淮私買之屋，已滋物議於前，惟該屋是否可以為教士建堂之用，有無關礙居民情事，抑應如安慶之案，在城外擇買堂基，在城內另租公所，已飭淮安府縣妥速查辦申複，另再劄知。
至貴國傳教司鐸，據申皆是安分良善之士，倘有不遵和約，或置私產者，該總領事當隨時核辦切禁等語，本大臣聞之嘉悅，固無不釋之疑懷。而教士之置屋建堂，先經本大臣按照條約，一再愷切飭屬曉示百姓，原期地方官查酌相宜，不使教中吃虧，各教士當可體會。此意坦然明言，辦理不必私相授受，轉生事端，迨事後補救，已屬無益矣。
此外設立育嬰堂，收養男女幼孩，實為各國條約所無。如揚州百姓誤擾英國教堂之事，係由金司鐸在揚私租房屋，收養育嬰，幼孩死傷太多。據江都縣查訊，李得義供“已埋了十四個嬰孩”，據陸仁榮供“今年堂內死了四十多個嬰孩，皆乳媽糟蹋死的”。百姓謠傳，育嬰堂有將幼孩挖眼挖心之事，本已懷疑，又見死傷太多，相驗均係女屍，致激眾怒，誤擾英國教堂，而法國之堂亦即盡行鎖閉，並無一人。後經本大臣派員赴揚，開導百姓，以嬰孩死傷雖多，是醫生、乳媽之咎，非教士之過，並無挖眼挖心等弊，民怨稍止。現理英國教堂之案，本大臣隻就本案究辦，並不咎及金司鐸，欲以護教士而全和好也。茲據申陳內所言，明係為揚州一案而設，是以一並摘略告知。但育嬰一項，乃中國自辦善舉，與外國人無涉，故條約內無此名目。況教士縱有善心，而經理之人不妥，與乳媽任意糟蹋，死傷嬰孩太多，使教士暗損陰德，又累聲名，殊屬不便。務望該總領事力勸教士，嗣後到處，隻宣傳教，不可設堂育嬰。庶民間知傳教係條約所準，育嬰乃條約所無，既不育嬰，即無挖眼挖心之說，人人共曉，何患謠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本大臣所見如此，當谘請總理衙門與公使商之，並望總領事查酌妥議，隨時具複。
又據來申內以淮安府案內批示，按本大臣之意，教士買地，須領事官幫辦雲雲，和約內無此明文，該總領事力加辨論，查此節恐係因誤會所致。緣教士初入內地，未經呈出印照，中國無由悉其來曆，必須有領事申請之文，方憑酌辦，非謂教士買地由領事官從中幫辦也。本大臣批示內並無此說，或係地方官告示內詞意，未及分析，致成誤解。據後一次來申，閱悉丹徒縣告示內載入批示，尤為明析，是該總領事於此層已釋然無疑矣。須至劄複者。
［評點］
古往今來，辦理對外交涉，不外乎都是雙方各說各的理，據理力爭。現在我們來看，曾國藩是如何與法國總領事直接過招的。
第一，外交禮數周到，態度溫和禮貌。總領事的兩次照會，本大臣接到了，足見“總領事深明條約，立言公正，洵為嘉慰”；您說貴國的傳教士都是“安分良善之士”，本大臣當然願意相信這一點，而且您還說他們“倘有不遵和約，或置私產者，該總領事當隨時核辦切禁等語”，本大臣那就更加高興了；至於您前次照會提出的誤解，純屬誤會，而且，從您的第二次照會，已經表明，總領事您對此事已經完全消除了誤會。
第二，立場不卑不亢，措辭綿裏藏針。貴國的傳教士金某某，正如總領事您自己所言，“借名買屋，立契後又自填‘天主堂’字樣，跡近欺瞞”，這當然是他的過錯，但是，本大臣也不予追究了。不過，此人信譽既然受到淮安民眾質疑，那麼，他是否還能夠繼續租借此屋，作為教堂？其中是否妨礙中國居民？或者，應該像中法此前議定的“安慶教案”那樣，傳教士住在城內，天主堂建在城外，中方已經批示淮安政府妥速查辦彙報，詳情隻能下次照會給您了。而且，我們之間所有的條約，都隻是認可傳教，而並沒有涉及慈善育嬰這一節的吧？您看，“育嬰一項，乃中國自辦善舉，與外國人無涉，故條約內無此名目”，對吧？而不論是英國的育嬰堂，還是你法國金教士的育嬰堂，都有“幼孩死傷太多”的事情發生，本大臣雖然不追究你法國金教士，那也純粹是“欲以護教士而全和好”。更何況，你們的教士即使是好心做善事，但是，他們手下的員工卻管理不善，甚至“任意糟蹋”，致使“死傷嬰孩太多”，結果隻能是讓傳教士白白浪費精力，尤其有損陰德和名聲，這是何苦呢？因此，“務望該總領事力勸教士，嗣後到處，隻宣傳教，不可設堂育嬰。庶民間知傳教係條約所準，育嬰乃條約所無，既不育嬰，即無挖眼挖心之說，人人共曉”，這樣一來，“何患謠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大家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和諧社會，豈不兩便？你看怎麼樣，本大臣的立場就是這樣，而且還會據此商請本國總理衙門，由他們出麵，與貴國的駐京公使會商落實，也希望總領事您認真考慮，做出答複。
當然，法國素有“歐洲首都”的美譽，他們的總領事，想來也是外交高手，他是如何與曾國藩施展外交辭令的，則有賴於外交密檔的進一步發掘了。
1139．批吳道稟規畫操練輪船大局由
該道親曆重洋，續行規畫操練輪船事宜，具見不畏煩難，實心任事。仰即督率各船，加意演習，並再博訪西法，斟酌講求。
洋務為當今第一艱巨之事，若於操演輪船之中，而能本末、巨細、水陸一一兼到，則海上應敵已非漫無把握，自強之基立矣。勉之，望之！
［評點］
從來稟“規畫操練輪船大局”，可以推知這位上稟的“吳道”，應該就是曾國藩專門上奏調回兩江、主持江南船政操練事宜的吳大廷。
同治九年九月初六日，是曾國藩與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正式交接的日子。本來，兩年前，曾國藩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以“練兵”、“治吏”與“治水”為己任，正在得心應手之際，忽然一個“天津教案”，把他鬧得心力交瘁、聲譽掃地。正好接任他江督職務的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朝廷便順勢讓曾國藩回任兩江，調李鴻章來坐鎮北洋。此時此刻，跌入人生低穀的曾國藩好像已經心灰意冷了，逢人就說，天津教案，處置不善，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可是，就在他與李鴻章交接大印的這一天，他給朝廷上奏了一件《奏調吳大廷綜理江南船政操練事宜片》，主要內容如下：
目下沿海防務，亟宜籌備，閩、滬兩處鐵廠，成船漸多，而未曾議改海上操兵事宜。臣於七月十九日曾經具奏一次。
操兵之法，其要全在船主得人，既為一船之主，第一貴善於使船，熟悉掌舵、看火等事，而後合船之水手兵役，皆可俯首聽命。第二貴明於海道沙線，兼善閱看地圖。第三貴嫻於戰陣，能察進退分合機宜。三者兼全，即洋人亦不可多得，中國武員中，尤難其選。
臣愚以為須求之文員中，得一素諳戎機、講求地圖、兼明洋務，而又不憚風濤者，綜理其事，始則博求將才，采訪可為船主之員，繼則出洋督同操練，稽其勤惰，終則遍詢外國水戰事宜，暗師其法，而取其長，乃可日有起功。
該道吳大廷熟悉船政，於兵事、洋務講求有素，近年南北往返，屢涉重洋，不為艱險，又久在浙、閩，頗留心可為船主之才。現在上海船廠道員馮竣光等，專講造船及槍炮等事，無暇兼顧操兵，擬請將吳大廷調至江南，綜理輪船操練事宜，微臣借資臂助。該道久駐閩廠，閩、滬亦可聯為一氣，於整頓海防，實有裨益。
再看七月十九日的上奏：
今中國輪船甫經修造，尚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槍洋炮甫經操練，亦不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如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尚未議及。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嚐膽之誌，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托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
茲當閩、滬兩廠船成之時，即當於兩處選立統將，慎擇船主，出洋操練。無論有警無警，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終有可以即成之時。愚昧之見，附陳梗概，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訓示。
從六月到九月，曾國藩置身“天津教案”，飽受法國、英國等西方列強的軍艦威逼，隻能與他的朝廷一起，忍辱負重，盡快結案。於是，不論是亡羊補牢，還是未雨綢繆，曾國藩深思遠慮地上奏了“整頓海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內外臣工、臥薪嚐膽”、“選立統將，出洋操練”、“窮年累歲，練習不懈”等一係列“海上操兵事宜”，這些都是關係國防勝敗、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更何況，還有“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托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的大聲疾呼。曾國藩一直奉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人生格言，他在辦理“天津教案”中的這兩次上奏，真的就是自強禦侮、老成謀國的閃光表現。
吳大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隨同曾國藩回到了江南，隨即，他“督率各船，加意演習”，並且“親曆重洋，續行規畫操練輪船事宜”，事後，向曾國藩彙報請示。
曾國藩的批示很短，隻有短短兩句，但卻語重心長，寄予無限厚望。
第一句，表揚吳大廷“不畏煩難，實心任事”，指示兵船操演，還要“博訪西法，斟酌講求”，與上奏朝廷的“遍詢外國水戰事宜，暗師其法，而取其長”的思路一以貫之。
第二句，先告誡“洋務為當今第一艱巨之事”，然後要求吳大廷在操演輪船之時，對相關事項的“本末、巨細、水陸一一兼到”，這裏，可能就是他在上奏中提到的駕船掌舵、熟悉沙線地圖以及嫻熟戰陣等有關“海上迎敵”的機宜與把握，一切訓練都是為了實戰。做到了這一切，那麼，國家就開始打下了自強的基業。最後，曾國藩一連囑咐了兩句話：“勉之，望之！”
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曾國藩再次為吳大廷專折上奏，起因是吏部按照慣例，要求在福建省台灣道任內因病辭職的吳大廷，交卸經手事務，專程赴京引見。這一來二去，耽誤工作不說，吳大廷很可能會給調派到別的地方。於是，曾國藩懇切陳述，說“現在委辦輪船操練事宜規畫方始，必須精心果力，乃能訓練就緒。事關重大，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免其引見，飭令專心講求操練事宜，以資得力。如果練成勁旅，能於大洋鏖戰，將來尚擬奏懇聖恩，酌量錄用，免其坐補台灣道缺，屆時恭候聖裁。臣非敢輕言破格，特以海洋用兵，創始艱難，為事擇人，不能盡拘成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訓示”。看看吧，“操練事宜規畫方始”，“必須精心果力，乃能訓練就緒”，“事關重大，仰懇天恩，免其引見”，“練成勁旅，大洋鏖戰”，“海洋用兵，創始艱難，為事擇人，不能盡拘成例”，這些話，力度之大，心情之切，躍然紙上，說他是赤膽忠心，高瞻遠矚，應該不為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