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曾國藩對於這種民間輪船公司，心底裏還是比較保守的。為什麼呢？顧慮太多，擔心輪船公司初創，經驗不足，又與傳統沙船發生利益衝突，而且沿途關稅也將受到衝擊，而吳南記的創始人是廣東籍商人吳熾昌（吳南皋，日後大名鼎鼎的開平煤礦會辦、中國鐵路公司會辦），曆來與洋商多有往來，到底是分洋商之利，以維護民族權益，還是與洋商搭幫，有損國家稅收？這些，都讓曾國藩顧慮重重，隻好一麵拖延觀望，等待時機，一麵集思廣益，理順關係。隻是由於他突然調離兩江，此事也就一度擱置。兩年後，等到他從直隸回任兩江，他以前質疑和顧慮的種種關係，逐漸得到理順，而剿平了撚軍的李鴻章又坐鎮北洋，抱負遠大，這時，曾國藩轉而以積極的態度參與輪船招商的謀劃與實施。可是，沒想到，這時候，他的生命卻走到了終點。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中風猝死的當月，他的學生李鴻章，當仁不讓，統攬全局，大刀闊斧，上海輪船招商局隨即誕生。
1135．批揚州府孫守、揚州營朱參將會稟戴德生來揚傳教、民人獲有屍孩、動忿解散由同治七年七月
洋人設立育嬰堂名目，原為條約所未載。上年法教士金緘三來揚，私在三義閣租房，欲立育嬰堂，即據稟報，有“謠言眾多，紛紛傳說”之語。彼時稟經指示後，如果即能查詰來曆，並將中國本有育嬰善舉，無須外國再為設堂，該教士當不複私行收養，該士民等亦得釋然，不致積忿生事。
茲閱江都縣另稟，查驗起出死嬰，均係女屍，情形可慘。其有無取眼取腦情事，介在疑似之間，無怪乎民間公忿，不約而同。即如該堂之陸榮仁所供“今年死掉四十多個嬰孩，皆乳媽糟蹋死的”等語，此尤為切要供詞。是育嬰而反以害嬰，其中即無別故，亦不足取信於民。
據鈔呈戴教士一函，並無言及焚毀器物書籍之語，既經當時彈壓解散，自屬無可查究。現在該堂門已鎖閉，如該洋人再行前來，應即勸令於數月之內不可赴揚，免生他變。俟本部堂將此案詳細谘明總理衙門，總署商之公使，訂定各教士斷無取腦取眼行徑，由本部堂大張告示，俾揚州士民曉然共知，然後傳教士奉文而來，自不至與之為難，中外相信，庶諸事毫無扡格。告示未到之先，切囑其不宜冒昧複往，迨激出事變，再求懲治補救之法，則已晚矣。此不特保全揚民，正所以保全教士也。
至私代賃房，既已查係黃姓、彭姓所為，仰即催差查提，交案究懲，並將各領事索去示稿，刻日錄送查核。
［評點］
說起曾國藩辦理的教案，人們大概馬上會想到“天津教案”。其實，此前兩年，即同治七年（1868），他還經手過一起“揚州教案”。而這兩起涉外案件，曾國藩的處置都有較大的失誤。“天津教案”錯在對朝廷過於老實，代人受過，聲名掃地；而“揚州教案”，則錯在對外方過於推諉，激化事端，自食其果。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揚州教案”的經過。
1867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金式玉（P. Joseph Seckinger，又名金緘三）來到揚州，在城內三義閣租房傳教，後來又自辦育嬰堂，收養棄嬰。限於條件，嬰兒夭亡者在所不免，因而引起民眾猜疑忌恨。1868年夏，中國內地會創辦者、英國傳教士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率妻兒、助手十幾人來到揚州，通過華人信徒和旅店老板的介紹，在瓊花觀巷口租房傳教，沒想到，剛到一個月，他們就被當作了法國金教士的替罪羊。
據事後戴德生的證詞，他已經通過英國駐鎮江領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出麵，得到了鎮江道台寫給揚州知府的介紹信，而揚州知府也不太情願地同意了戴德生的居留申請，“給了我們一張蓋有關防的布告，準許我們根據條約在城內居住。於是我們順利地達成了協議；我們遷入時付了二百元押金，並訂了經中人簽字的正式租約。後來此租約業經在鎮江領事館登記備案”。
本來，當地士紳出於對中國傳統習俗的尊崇和維護，也由於對基督教的隔膜和排斥，更加上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所帶來的屈辱，所以對於傳教士的到來非常反感。適逢法國金教士的育嬰堂接連埋葬死嬰，而戴德生又一來就是十幾人，一來就大張旗鼓地修繕院落，因此大家就把目標集中在他的身上。此時正當揚州各地文武考生前來趕考之期，在得到當地官紳的鼓舞之後，他們就開始在戴德生的住所不斷張貼傳單，攻擊傳教士虐嬰，說他們挖取嬰兒眼珠、腦髓以作補藥，威脅要將傳教士武力驅逐。
此前，戴德生也曾試圖在蘇州、鎮江租屋傳教，但一直沒有如願，困難重重，現在好不容易在揚州租借到這麼一處宅院，並且剛剛雇工維修，尤其是自己妻子瑪莉亞（Maria Jane Dyer）、傳教士路惠理（William David Rudland）的夫人都已懷孕，於是依據《中英天津條約》，自認為傳教經中國朝廷批準，傳教士的安全受各地政府保障，在半個月內，兩次向揚州知府孫恩壽寫信，並附上匿名傳單，尋求保護，而孫恩壽卻回信說：既然是匿名恐嚇，官府無從查究。幾天後，即1868年8月22日，趁著黃昏降臨，近萬名揚州人眾聚集在戴德生住處，有人扔石頭，有人砸院門。戴德生派人向孫恩壽求援，毫無音訊，他隻能冒險突圍，在眾人的追打中，拖著傷腿趕到揚州府衙。三刻鍾後孫恩壽才露麵，在戴德生的強烈要求下，孫恩壽帶領人馬前往現場。而在這一段時間裏，民眾已經開始放火搶劫，逼得這些教士和信徒及其家屬跳樓逃生，包括懷孕六個月的瑪莉亞和路惠理夫人，其中還有三名幼童。
孫恩壽為了掩蓋責任，通過甘泉縣令李修梅，以“否則不能保全生命”脅迫戴德生，不得揭露真相，把“暴亂”改為“騷動”，刪除戴德生信中縱火、搶劫和行凶的所有控告，這才答應將這些無辜的受害者送往鎮江領事館。隨後，他就給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曾國藩上稟《戴德生來揚傳教、民人獲有屍孩、動忿解散由》，並附上江都縣勘驗死嬰報告、金教士育嬰堂管事供詞和戴德生的那封信。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曾國藩的處置了。
第一，聲明“洋人設立育嬰堂名目，原為條約所未載”，金教士私自開設，你等知府知縣未能及時查究，以致士民“積忿生事”，對此，曾國藩一語帶過，並沒有深究；
第二，主觀上偏信模棱兩可的驗屍報告和育嬰堂管事單方麵供詞，斷言育嬰堂“育嬰而反以害嬰，其中即無別故，亦不足取信於民”；
第三，借口“戴教士一函，並無言及焚毀器物書籍之語”，以“既經當時彈壓解散，自屬無可查究”輕率結案，並批示戴德生“數月之內不可赴揚”，要等“本部堂將此案詳細谘明總理衙門，總署商之公使，訂定各教士斷無取腦取眼行徑，由本部堂大張告示，俾揚州士民曉然共知，然後傳教士奉文而來”；
第四，立案追究出租房主和中介入；
第五，查對英法領事在揚州索取的有關批文，以備後患。
其實，對於這位揚州知府孫壽恩的為人，曾國藩是早就心中有數的。早在同治四年的年終密考中，曾國藩就對這位部下的優缺點出具過切實的評語：“該員精明強幹，才具開展。心地不甚光明，操守亦難深信。”看到孫壽恩的這份粉飾報告，曾國藩的批示，大家看，是否有些意存偏袒，是否有些應付了事呢？
可惜，曾國藩沒有認清英國領事官的價值觀、是非觀和國際觀。
事發後，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其父為著名傳教士麥都思）一邊向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彙報，一邊趕往鎮江，在向戴德生等人了解事件經過後，向孫恩壽提出六點書麵要求：一、賠償教士白銀2000兩〔應麥華陀要求，戴德生開列“損失清單”，7名傳教士共損失1131元，其中醫用儀器和書籍占三分之一，房屋修理費估算為70元，同住的17名華人損失438元，另丟失43元現洋，共計1612元，按當時洋元與白銀的彙率，合算為白銀1128兩。此外並沒有計算醫療費，戴德生被石塊砸傷腿，妻子瑪莉亞跳樓摔傷腿；女秘書白安美（Emily Blatchley）跳樓，手臂多處骨折；傳教士李德（Reid）被磚頭砸昏，路惠理被木棒打傷，終身不愈，因此，麥華陀在把戴德生的“損失清單”譯為中文時，代為追加771.6兩〕；二、修複傳教士被毀的住宅；三、發布文告，懲罰肇事者；四、將文告刻於石碑上，樹立於戴德生住宅前；五、發函或派代表邀請傳教士返回揚州；六、釋放所有因為與傳教士接觸而被捕的人。隨後，麥華陀帶領副領事阿倫（Alien），會同法國領事，乘坐法國軍艦，直奔揚州。孫恩壽在側門迎接，並要求從後街繞行。麥華陀不予理睬，從大門進城，一路經過主要街道，先於孫恩壽到達府衙，並派兵把守，然後再次重申六項要求。孫恩壽稱無權決定，麥華陀便要求孫恩壽一起前往南京，當麵向曾國藩交涉。
得知此事，曾國藩開始頭疼。據其日記記載：“因本日麥領事來見，恐其無禮，預為焦慮……午初，麥華陀與其兵官布守威、翻譯施維祺三人來見，其不通姓名而入座者又四人。伸論良久，餘恐其引動忿氣，或致喧嘩，僅以平言和氣答之，午正三刻辭去。於揚州之事，尚未說妥。”可是，他一麵指責“領事之蠻橫，洋人之猖獗”，一麵又因為英國軍艦瑞那爾多號（Rinaldo）返回上海〔艦長布什（Bush）因痢疾而回上海〕，馬上就將賠償銀減半，甚至拒絕麥華陀的第二次約見。麥華陀趕回上海，立即向阿禮國彙報，阿禮國隨即接連向總理衙門發出強硬照會，“不論如何，必須將該地方官民嚴懲”，“現在揚州群匪滋擾，因地方官懶於究查，有意縱容”，“此等案件，必須嚴懲。嚴懲之法，無論官民，一概從嚴責辦”。而且，經過英國外交部的批示，駐華艦隊司令派出四艘軍艦，隨麥華陀返回南京，並且將江南製造局新近下水、來此首航的“恬吉”輪占據扣留。
“恬吉”輪是中國自行生產的第一艘機器輪船，特意從上海駛來，接受曾國藩的檢閱，曾國藩不但親自命名，而且就在半個月前，他還親自登上“恬吉”輪，在長江來回航行。此時，他即將與繼任者馬新貽交接，準備就任直隸總督。但是，他認錯了形勢，也認錯了人，他沒有想到，英國外交官反應竟如此強烈。不得已，曾國藩放下身價，第二次會見麥華陀等領事、艦長、隨員12人，“為揚州教堂事及淮關事反複辯論”兩三個小時，並在日記中說“麥領事桀驁而兼糊塗，殊堪憤憾”。第二天，在與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江寧布政使李宗羲、上海道台應寶時等人“久談”後，曾國藩不得不答應了麥華陀的幾乎全部“要挾”：孫恩壽撤職，肇事者充軍，曾國藩與丁日昌聯名通告，保護傳教士、警告滋事者，賠償傳教士損失，修複戴德生住所，並立碑警示。碑文是這樣寫的：
欽差大臣、前署辦理通商事務、武英殿大學士、調補直隸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欽命兵部侍郎、江蘇巡部院丁，為出示曉諭事。
查傳教係條約所載，至入教與否，乃聽各人之便，兩不相強。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須恪守欽定條約，毋得滋擾教堂，借端生事。遇有來往洋人，亦不得肆行無禮。倘敢故違，定行重究，決不姑寬。凜之，特示。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右諭。
當然，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查辦幕後士紳”，曾國藩給拖下來了。這些“幕後士紳”，一個是前任兩廣總督晏端書（曾國藩的會試同年），一個是前任湖北布政使厲雲官（曾國藩的多年部屬），還有兩個在籍道台（吳文錫、卞寶第），在曾國藩看來，這關係到朝廷的體麵，他是絕不會查辦的。
戴德生則做得漂亮些：否認羈押在案的武秀才葛標為首惡主犯，老邁的葛標隨即具保釋放；賠償銀一部分發放給華人信徒，大部分捐贈給揚州的傳教事業；返回揚州後11天，瑪莉亞生下一個男嬰，夫婦倆為這個大難不死的孩子取名“天保”，與他的父母兄弟一樣，天保（Charles Edward Taylor）後來也投身於中國的傳教事業。1905年，戴德生在曾國藩的家鄉湖南長沙去世，終年73歲。
1136．批常鎮蔡道稟鎮江民人因洋人租屋滋事一案同治七年七月
查城內建堂之案，同治四年間，法國教士在浙江會稽縣賃屋，谘準總理衙門核複“內地建堂，由來已久。但傳教士究係外國之人，如買地為建堂之用，其賣契內隻可載明‘賣作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若係洋人在內地置辦私產，與條約不合，仍因禁止”等因，轉行在案。近年江寧、安慶所辦法國教堂立契，均照此辦理。今鎮江本係通商口岸，江皖既已允準立堂，並給公所，鎮江事同一律，即在城內賃屋設堂，亦屬應準之事。
此次英教士戴德生在鎮所租夏姓房屋，該道按約查理，並無錯處，惟當夏李氏控告退租，該道既與英委員阿林格說明，允願另覓，其時即應詳告丹徒王令，飭其料理清楚，另覓了結。該道不及詳屬妥辦，而遽行赴蘇，王令不責夏姓先租後退之非，又不另為覓屋，以弭釁端，均有不合。王令業因另案撤委，應免置議。該道雖失之疏忽，咎不至於撤參，所請改委之處，應無庸議。夏姓始則違例私租，後則婦女控退，本應懲究。惟懲究夏履之咎，恐反觸洋人之忌。若懲究夏李氏，堅執仍租夏姓之屋，又恐愚民疑忿，激成事變。查同治五六年間，法國雷教士在安慶已買定雙蓮寺之屋，因紳民懷疑不允，改作書院公所，經府縣在城外擇買堂基，城內另租公所，雷教士始欣然允從。鎮江亦可仿照安慶之例，仰該道督同府縣，於城內另租公所，妥辦稟複。如洋人不甚樂從，則俟麥領事來金陵時，本部堂再與之麵商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