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時代的“洋務”二字，既簡單，又複雜。
往簡單裏說，洋務就是一切與外國人有關的事務。古代中國人自稱華夏，把周邊民族叫做“夷”，西洋人從海道來華，也被當做夷人，夷人要通商，那麼，有關通商事務就被叫做“夷務”。後來隨著商船到來的傳教士們，偷偷摸摸學會了漢語，知道了“夷”字的貶義，於是要求改“夷”為“洋”，於是，在“夷務”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新詞，叫做“洋務”。但是，大清帝國的君臣們，自己還是堅持使用“夷務”這個詞，直到兩次被英國夷人打敗，割地賠款，“夷務”二字還是頑固而堂皇地出現在朝廷官修對外交涉文檔中，《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就是明證。而且，即便是率先開眼看世界並撰寫了《海國圖誌》的魏源，他提出的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口號，也還是“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當然，由於身處東南沿海，又與外國領事以及外籍海關稅務司接觸較多，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也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換上了“洋務”這個詞。總之，凡是與外國有交涉的事務，都叫做洋務。
問題是，當時與外國有交涉的事務，本身就很複雜。通商有關稅問題、緝私問題、有販運鴉片與嚴禁鴉片問題。交戰之後，又有條約問題，條約又牽涉到割地賠款、增開口岸、派駐領事、公開傳教、輪船溯江而上、僑民租借土地、購買外國軍火、翻譯西學書籍……五花八門，撲麵而來，大小糾紛，接踵而至。而這一切，都逼著大清君臣們迫不得已地被動選擇。不管是夷務，還是洋務，反正商務糾紛、教務糾紛、條約糾紛，都是讓紫禁城的皇上和通商省份的大臣們焦頭爛額的事情。更何況，還有兩次鴉片戰爭的城下之盟，中英、中法、中美之間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英法聯軍的火燒圓明園、鹹豐皇帝帶著慈禧等一幫妃子逃離北京、最後病死在外，這些，都讓這個時代的苦命君臣們，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百般屈辱，中外勢力強弱懸殊，弱國才遭受逼迫，弱國才被動挨打，弱國才需要雪恥、需要自強。於是，在鹹豐末年，也就是1860年前後，在鹹豐皇帝、他的六弟恭親王奕□以及曾國藩等一批封疆大吏的往來文件中，“自強”這個字眼，開始頻繁出現，而如何才能自強，那就是“師夷之智”，采購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先用於平定內亂，然後抵禦外患。從安慶內軍械所仿造內燃機，到上海製造局配備美國機器、自造兵船，從湘軍水師戰後不僅不撤，反而轉為國家正規建製，直到成立江蘇外海水師，這一切“洋務”活動，曾國藩都是在“借法自強”、“無負我先皇自強之誌”的理由下順勢推進的。所以，當他們被動地應對外交與外患時，他們大多說成是“夷務”，是“馭外”；而當他們主動地引進西洋軍火與科技時，“自強禦侮”就成為首選，“馭外”也就變成了“禦外”。
而現代人一說到“洋務”，還喜歡在它的後麵加上一個“運動”，號稱“洋務運動”，也不知道是誰首先這麼一說，反正後人就跟著說順口了，而且時間跨度更長、牽涉的人物和事件又更多，還要牽扯出曾國藩在“洋務運動”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所以，這就更複雜了。
下麵，我們還是去繁就簡，選取曾國藩對與“洋務”有關的人和事所作出的15件批示，看看他的筆下，是如何處理“洋務”的。畢竟，“馭外之道”、“條約所無”“嚴執力爭”、“訪購挖河機器”、“鐵條車路，運土出堤”、“博訪西法，斟酌講求”、“集資購辦輪船、試行漕運”、“量力試辦”以及“整頓海防”、“操演輪船”、“海上應敵”等“自強之基”，包括“洋務為當今第一艱臣之事”的感歎，都是他自己留給後世的白紙黑字。
而且，兩江總督，是要兼任欽差通商大臣的。這樣，職責所在，大勢所迫，早年循規蹈矩的理學家，就不得不與時俱進地辦洋務了。
0886．批蘇鬆太應道稟請開缺回籍調屙由同治七年九月十六日
據稟，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所論馭外之道，轉不宜於久任，亦有是理。惟上海叢雜之區，滬關腥臊之地，該道曆年以平淡處之，一洗塵氛。於洋人交涉事件，處處持正，眾情帖服。設立龍門書院，廣聘名師，崇尚正學，亦足以潛移默化，挽回濁俗。至方言館著有成效，輪船迅速告成，猶為餘事。本部堂交卸在即，馬督部堂汲引正人，尤須相助為理，不宜於新舊交替之時，決然遠引也。至於老親思鄉，自屬人情，惟浙東兵燹之後，聞該道本籍蹂躪尤甚，若高年人歸而見之，必更有愀然不樂者，似不如迎養在署，潔白奉親，轉有合於古人養誌之道。仰該道精心一權衡之。仍候撫部院批示。繳。
［評點］
“蘇鬆太應道”，現在看起來很拗口，其實就是“蘇鬆太道台應某某”。蘇鬆太道的全稱，叫做“分巡蘇鬆太兵備道”，蘇州、鬆江、太倉，就是現在的上海及其西北臨近地區。清朝還沒有上海市，隻有上海縣，它歸鬆江府管轄，而鬆江府又歸蘇鬆太道兵備道管著。叫“兵備道”，可見以前主要著眼於它的軍事意義。誰知道，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帶來五口通商，也就是把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地作為對外通商口岸，而上海由於它的地理位置（長江入海口）和經濟實力（江南經濟相對發達），很快超越了廣州、福州，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首選之地。而清朝海關的重心，也隨之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在當時，各口岸的海關關道，照例是由當地的兵備道兼任，而實權則掌握在外籍稅務司手中。所以說，這個“蘇鬆太應道”，也是一身二任，既是上海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又是海關江海關的中方督查官。為了簡便省事，官場上簡稱“上海道”、“滬關道”。
那麼，這個“應道”是誰呢？就是當時擔任上海道兼任滬關關道的浙江永康人應寶時。從這份批文的題目上看，是應寶時給曾國藩上稟，請求“開缺回籍調屙”，就是辭職回家養病。從曾國藩的批示來看，應寶時的辭職理由，除了養病，大概還有兩個，一是對外交涉的官員，職務不宜久任，二是家中老人思鄉心切。
曾國藩呢，沒批準，理由有四點。一是上海複雜而又重要，你在任內很有成績，很能服眾；二是你設立龍門書院，崇尚正學，移風易俗，抵製外來不正之風；三是“本部堂”和“馬督部堂”新舊交替之時，你不宜說走就走；四是你的家鄉飽受戰火破壞，你家老人看了會觸目傷心，不如就在上海盡心贍養。
這份批示，看起來平平淡淡，其實也很有意味。
首先，通商開埠之後，上海道台的主要職責，就是對外交涉，海關稽查和稅收之爭、租界洋商華民的利益之爭、傳教與反教的是非曲直之爭、條約的解釋與修改之爭，都是要費盡口舌、傷透腦筋的苦差事。但是，另一方麵，上海道又是一個讓人十分羨慕的肥缺，因為他經手的銀兩大得驚人，曆任上海道台，幾乎個個肥得流油。所以，曾國藩反駁應寶時的第一條理由，就是“上海叢雜之區，滬關腥臊之地”，華洋雜處，洋人逼迫，你能做到“處處持正，眾情帖服”，很不容易。在這裏，其實還有兩件事應該說清楚。第一件，是租界內的會審公廨，1867年，應寶時提出《會審公廨章程草案》，與駐滬英國領事溫徹斯特（C. A. Winchester）會商，經曾國藩上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衙門與各國駐京公使團，反複交涉，至1868年12月，由總理衙門最後核定為《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應寶時隨即在南京路購地，依中國傳統衙署形式，建造會審公廨，任命熟習西文的陳福勳為首任審案官；與此同時，應寶時又經曾國藩審批，與法國領事直埃桑（Thiersant）議訂《法租界會審協議》，爭回部分司法權。第二件，就是滬關的稅收，讓曾國藩奏請截留20％，每月兩萬兩的白銀作為前線軍餉，稍後，曾國藩又把它用於江南製造局的新式輪船的研製和生產。這才是曾國藩不讓應寶時辭職的真實原因。這麼一個重要的職位，這麼一個有用的人才，不能讓你走了。
其次，你應道台還籌撥巨款一萬兩，買地、建房，廣聘名師，親手創建了上海龍門書院，這可是“崇尚正學”的方向性問題。明清時代的正學，就是講究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性理之學，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講政治”，曾國藩認為通過它就可以“潛移默化，挽回濁俗”。什麼是“濁俗”呢，當然就是外來腐朽思想。“書院者，所以儲人才備國家之用也”，“凡肄業者，必先從事於《小學》、《近思錄》，以正其誌趨，後及群籍，以備考索。故凡經史詩書，悉購置焉。又書朱子‘白鹿洞規’於堂，俾日見之以資警省。月課性理、策論，期有合於胡安定經義治事立齋之意，故不以舉業詩賦列入課程，有誌之士自亦不欲經遇合之心，奪其學問之實也。”應寶時的這篇《龍門書院記》寫得義正詞嚴，寫完後還特意上呈給理學出身的兩江總督曾國藩看，曾國藩回信表揚，說是“說理精實”，“滬上浮靡之風為之一變”，並且欣然題寫匾額。在批文中，曾國藩甚至這樣說，相對興辦龍門書院而言，“方言館著有成效，輪船迅速告成，猶為餘事”。這可能很有些言不由衷了。為什麼呢？上海的廣方言館是李鴻章上奏興辦的，作為上海道，應寶時是它的第一任“館長”；江南製造局是曾國藩、李鴻章共同創辦的“自強”基地，是洋務運動的最大成果，曾國藩是造船事業的第一發動者，其心情之迫切，其支持之堅決，比李鴻章還大得多。就在此前四個月，曾國藩還親臨製造局，驗看中國的第一艘機器輪船，一個月前，曾國藩又登上這艘親自命名的“恬吉”號輪船，在長江來回奔馳，兩次都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描繪輪船的構造，記錄輪船的航速，並且自豪地感歎：“中國初造第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而應寶時呢，也是製造局的最早“老總”之一（丁日昌擔任“總辦”才兩個月就調走了）。為了抬高龍門書院的“正學”身價，曾國藩不惜貶低廣方言館和江南製造局的“洋務”作用，這不免讓人覺得，批文畢竟是公文，公文總是要寫“官樣文章”的啊！
順便說一句，上海龍門書院，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上海中學。它現在是否“崇尚正學”不得而知，不過，它卻是上海當代最早加入國際文憑組織的學校，更是上海唯一的聯合國教科文項目聯係學校，與美、英、法、德、加、日等國的十多所世界頂級中學建有合作夥伴關係。
第三，曾國藩是在一個半月前接旨，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閩浙總督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應寶時在這個當口提出辭職，曾國藩顯然不便答應。因此，在馬新貽到達南京的前三四天，曾國藩作出了這個批示，一再肯定成績，同時挽留、勸說。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應道台在“新舊交替之時，決然遠引”呢？你可要“精心一權衡之”啊！末了再加一句，你再等候你的江蘇巡撫的批示吧。這時的江蘇巡撫，就是應寶時的前任丁日昌。論資曆，應寶時也差不了多少，可是丁日昌卻連升幾級，晉升江蘇布政使不到一年，就榮登江蘇巡撫的寶座，而新來的總督馬新貽，五六年前，官位也比應寶時高不到哪兒去，可這幾年更是一路飆升。相比之下，應寶時也許真有些屈才了。平心而論，應寶時確實是不可多得的洋務人才，處理發生在此時的“揚州教案”，曾國藩是借助了應寶時的“馭外”（也就是對外交涉）經驗的。就在曾國藩作出批示的幾天之後，據曾國藩日記，應寶時幾乎天天出入總督府，來了就“久談，皆為洋人要挾之事”，“均為洋務事件”。半年後，應寶時官升一級，當上了江蘇按察使。不過，官運還是不如丁日昌、馬新貽。三年後，馬新貽被刺身亡，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應寶時協助審案，職位還是江蘇按察使。隨後，應寶時被直隸總督李鴻章指名奏調到天津，協助交涉棘手的《中日通商條約》與海關稅則，應寶時認為“倭性狡黠，未可傾我腹心，為彼所□（詐騙）”（應寶時致曾國藩信中語），“從中斡旋，麵詰函爭”，“乃得漸就範圍”（曾國藩致應寶時信中語），再一次證明了他的“馭外”才幹。
0944．劄飭機器局訪購挖河機器同治八年
為劄飭事。照得直隸永定河道頻年漫決，本閣部堂現擬挑挖疏浚。奈北方沙土浮鬆，以鍬鋤等器挖之，不能成塊，少而且緩，其膠粘之土尤難開挖，是挖土已廢人工。及至出土，欲於河心遠送堤岸，尤廢挑力。前聞外洋有水中撈泥器具，亦於舟中激用火輪，製作尚精，不甚費力。倘更有掘挖幹土之器，並有運土遠出之器，此兩種器械果能覓獲，辦工較易為力。應飭江南機器製造局杜道等訪諸洋人，如有此種合用之器，一麵詢悉如何用法，具稟核奪，一麵或可先為酌購若幹，由輪船運解來直，試看使用。合行劄飭，劄到該局即便遵照辦理，毋遲。
0957．批上海機器局稟遵購挖河機器並陳管見同治八年
挖泥機器，不難於製造平底方船，而難於載泥之船送土登堤。聞孫道挑挖黃渡河，苦於民夫出泥遲緩，往往停機坐待。若永定河積沙平堤，由中洪淤沙，距岸數十丈，或二三裏，或十裏八裏不等，非載泥之船所能徑達，亦非木桶盛泥、轆轤橫木所能傳送。惟用鐵條車路運土出堤，較為捷速，但沙地能否造成鐵路，本不可知。且堤上造一直鐵路，則河中之土仍屬不能登堤；若河中造橫鐵路以達於堤，則節節須造無數鐵路，為費太巨。近年中國力拒外洋來開鐵路之議，豈可反自中國作俑？此層決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