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2．批司詳各屬自理詞訟及暫押人犯均飭按月開報、仍準酌量懲辦同治八年
據詳，於蘇令所稟，指駁甚明。開報管押人犯，懸掛粉牌，是《清訟事宜》內最要之件。該令稟暫押人犯請免開報，管押者不盡登諸月冊，亦不必盡列之粉牌，濫押私押等弊無憑稽考，所請管押人犯開報不全之處，斷不準行。
至自理詞訟，其尋常細故、毋庸管押者，院司本可不必與聞。即有管押之人而案情較小者，盡可由州縣隨時酌量辦結，斷不必逐案擬詳，以免煩瑣。嗣後，每月所呈四種四柱冊，第一種，積案惟京控、上控者另呈事由清單，其自理者概不另呈事由清單；第三種，管押仍須另呈事由清單。如此稍為區別，則州縣行之不甚繁苦。仰該司道通飭各屬一體懍遵。倘此後管押人犯或不列粉牌，不全開報，即係有意欺朦，一經查出，定即從嚴懲處，勿謂言之不豫也。
［評點］
《清訟事宜》的十條大法，與地方州縣緊密相關的，就是第三條的“躬親六事”，即親自接受狀子、親自審核判語、親自掌握傳票、親自勘驗命案盜案、親自計算審結日期、親自處理每日審案懸牌並每月審結報告，而且還要按照第六條的按月呈報四種四柱冊，還要懸榜公布，滾動更新。這樣一來，有些州縣受不了了，膽小的隻能背地裏嘀咕；膽大的，就給按察使司打報告了，要求變通規則，實際是要求減省程序，按察使不敢答應，一麵批駁指導，一麵行文請示清訟戰役總指揮。曾國藩一看，什麼？暫押人犯請免開報，管押者不盡登諸月冊，也不必盡列之粉牌，濫押私押等弊無憑稽考，管押人犯開報不全，這豈不是把我的《清訟事宜》從根本上否決了嗎？那個什麼蘇縣令，難道不知道“開報管押人犯，懸掛粉牌，是《清訟事宜》內最要之件”？不行，這一點必須堅持，否則年底清訟必將成為一句空話。你給我通告全省各州縣，“倘此後管押人犯或不列粉牌，不全開報，即係有意欺朦，一經查出，定即從嚴懲處”，到時候，別怪本部堂事先沒有警告過。
大學士出令，令行禁止。言必信，行必果，一點風吹草動就朝令夕改，那就不是當朝宰相了。
1006．批銅、沛、豐三縣士民馬鳳池等呈詞同治四年
查此案現準漕部堂鈔折谘會，占種沛地之奤匪經官兵剿逐，業將新團一圩一律平毀，其舊墾湖荒之東民現具有甘結保狀，不敢別滋事端，於九月初一日複奏在案。茲該民人等控稱，新團本係由舊團分撥，且攻寨劫殺實唐團起意糾台，成此巨案，其首領唐守忠異常奸狡，結納亡命，非但居民受害，並敢抗拒官軍。查該匪等罪案極多，湣不畏法，前此尋仇構釁，習為故常。今巨案已發，仍複肆毒鄉間，實堪痛恨！本應痛加剿洗，姑念甫在漕轅具結，約限三個月再行察看。如始終怙惡不悛，殘害善良，仰三縣士民再來控告，本部堂必發兵數千，前往剿辦，決不稍存姑息也。
1010．批沛縣士民張諤亭等呈詞同治四年
奤匪怙惡不悛，殊可痛恨！惟漕督部堂已於九月初一日奏結，旋有沛縣童生劉際昌赴京呈訴，經都察院奏奉諭旨，交漕部堂、撫部院派員查辦。漕部堂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查明複奏，均稱東民尚為安分，此時未便遽爾派兵剿辦。本部堂已將該民等受苦各情，縷晰谘商漕部堂，詳察核辦，當可主持公道，為該民等一紓積怨也。
1011．批銅、沛、豐、魚等縣士民劉貫三等呈詞同治四年
湖田良莠不齊，通撚之說，亦非無因。此次唐守忠父子在袁家廟殉難，業經本部堂派委地方官勘驗屬實，其團亦被賊攻破，受禍甚慘。現已批準具奏請恤。天下無父子死事而仍目為叛逆之理，亦無合團自行發火之理。本部堂本欲將湖團認真查辦，應籌良法，今觀該士民等公稟，一味刁橫，人心不平如此，兵劫殆尚無已時，可憂也。姑傳劉貫三、王秉鳳、蕭朝光、侯殿選、蕭名山、王麟川於十九日質訊。
［評點］
第一件，江蘇省銅山、沛縣、豐縣的士民（讀書人等）馬鳳池等，狀告“占種沛地之奤匪經官兵剿逐”而“仍複肆毒鄉閭”，曾國藩批示，奤匪可恨，匪首唐守忠罪大惡極，本當發兵鎮壓，隻是此案剛由漕運總督衙門審結，約限三個月以觀後效，如果繼續為害，你們再來控告，本部堂即刻出兵剿辦，絕不姑息。
第二件，沛縣士民張諤亭等，狀告“奤匪怙惡不悛”，曾國藩批，你們沛縣秀才劉際昌，把案子捅到了京城，朝廷下旨，經由專管司法的都察院，責成漕運總督和江蘇巡撫查辦，而他倆“均稱東民（山東人）尚為安分”，本部堂此時不便“遽爾派兵剿辦”，現在“已將該民等受苦各情，縷晰谘商漕部堂，詳察核辦”，爭取為你們主持公道。
第三件，銅山、沛縣、豐縣外加山東魚台縣的士民劉貫三等人公稟，指控唐團通撚，曾國藩口氣大變，稱唐團被撚軍攻破，首領唐守忠父子殉難，“本部堂派委地方官勘驗屬實”，而你等仍然咬定“通敵”與“叛逆”，實屬“一味刁橫”，因此，指名傳訊，到轅過堂。
這就是曆時十多年、蔓延幾百裏的“湖團案”。
鹹豐十一年（1851），黃河下遊決口，山東、江蘇之間的微山湖、昭陽湖向南漫溢，銅山、沛縣等地，大片良田化為一片汪洋，當地農民被迫背井離鄉，流亡四方。四年之後，黃河再次潰決，並改道北移，山東鄆城、巨野等地農田淹沒，難民把逃生方向鎖定在微山湖、昭陽湖西岸的淤土荒田，成群結隊，蜂擁而至，安營紮寨，墾荒耕種。當地官府，驅之不去，轉為默認，繼而設立湖田局，丈量田畝，分田收租。而這個首先帶隊南下的，正是那個唐守忠。此後，又有王某、趙某、於某、侯某、刁某，先後率眾南來，各據一方，這樣，也就有了唐團、王團、趙團、於團、侯團與刁團。可是，在他們收獲開荒播種的糧食的時候，銅山、沛縣的難民回家了。於是，一個說是湖荒之地，一個說是自家田產，由爭執發展為訴訟，由訴訟激化為械鬥。此時處在太平軍北伐、各地土匪與撚軍此起彼伏的戰亂歲月，各團打造刀槍，開建營寨，起初隻為自衛，日久不免通撚。其實所謂通撚，也不過是撚軍神出鬼沒、沿途劫掠，湖團為求太平，隻能應承周旋。當然，為害鄉裏、淩辱百姓的也屢見不鮮，人稱“奤匪”。同治三年（1864），倚仗唐團的新團，在湖田爭奪中，報複性進攻土民劉家莊營寨，一次殺人數十，於是漕運總督命令徐州發兵，將新團一圩全部蕩平，擒斬至千人之多，受此重創，新團隻得將團地交公退出。這就是第一件批示中所說的“占種沛地之奤匪經官兵剿逐，其舊墾湖荒之東民，現具有甘結保狀，不敢別滋事端”的來龍去脈。
湖田本來人多勢眾，土民一直處於下風，得此機會，更想乘勝追擊，將山東客民全部驅逐，這才有劉際昌夥同當地秀才進京上控、張諤亭等人赴轅告狀之事。曾國藩此時駐紮徐州，漕運總督和江蘇巡撫奉旨辦案，其奏結之詞，都說“東民尚為安分”，此時當然不便“遽爾派兵剿辦”。就在江蘇土民與“士民”步步緊逼的過程中，發生了“唐守忠父子在袁家廟殉難”、“其團亦被賊攻破，受禍甚慘”的戲劇性變化。曾國藩本來說過“唐守忠異常奸狡，結納亡命”，“該匪等罪案極多，湣不畏法”，現在也不得不改口，說“地方官勘驗屬實”，“現已批準具奏請恤”。這是因為，“天下無父子死事而仍目為叛逆之理，亦無合團自行發火之理”。
怎麼辦？派兵驅逐，情理難容；敷衍塞責，後患無窮。“本部堂本欲將湖團認真查辦，應籌良法”，那麼，這個良法在哪裏呢？先把那些告狀的人傳訊審問吧——難道你們狀告的全部屬實，山東客民隻有死路一條？
1012．批候補知縣宋祖駿稟察看鄆、巨一帶情形同治四年
資遣湖團，不為東人所願，夫人而知之，該員所稟情形，隻泛論，非查看也。本部堂所謂查勘者，須訪親族是否有人，田業是否尚有一二，鄆、巨是否別有空地，村落是否繁庶。縱不能一一指出，亦當得其大端。如該員所論，乃局外懸揣之談，非實事求是之道也。現已谘請吳部堂、閻部院派員再勘。本部堂並非堅執己見，誌在必遣者，不過欲權衡實情，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耳。
［評點］
資遣湖團返回山東，這就是曾國藩籌劃的良法。
問題是，山東客民慘淡經營十幾年，開墾湖田20萬畝，如今一聲令下，掃地出門，男女老幼幾萬人，何處安身？何以立業？於是，曾國藩派出一名候補知縣，前往山東鄆城、巨野一帶訪查，是否還有空地？村莊是否富裕？團民的親族是否有人？田產家業是否還有一二？
誰知道，這個候補知縣走馬觀花，具體問題一個也沒回答，隻說山東不願接收。於是，曾國藩商請漕運總督吳棠、山東巡撫閻敬銘，再次派人查勘。同時聲明，本部堂並不是固執己見、誌在必遣，實在是兩害相形取其輕，權衡實情，迫不得已。
1013．批湖團董事、前青城縣教諭王孚等稟回籍失業、懇準安業等情同治四年十二月
該團民因被水災，遷徙來徐，所墾固多係湖荒之地，亦不免侵占有主之業，而又恃強侮慢土著，以至與銅、沛民仇深禍結，本部堂心焉憫之。前議驅逐莠團並資遣良團歸東，係為爾等去危就安、永免後患起見。既據稟稱，原籍並無田產，安土重遷，自係實在情形，本部堂亦不強以所難。惟該處王、刁兩團平昔窩匪搶劫，劣跡昭彰，王長振一名尤屬著名積匪，罪在不赦。本年九月，撚匪竄徐，據生擒各賊所供，均稱王團勾通賊匪前來，而銅、沛民人紛紛呈控，大略相同。又查該逆屯踞刁團十餘日，事後派府縣察看情形，牆屋器具完好如故，並無焚掠。其為甘心從逆，與王團厥罪維均。不特本部堂暗訪明察，洞悉情偽，即爾等良團，聞王團、刁團之聲名狼藉，恐被連累，亦豈不疑之惡之？此等不法頑民，即使悉數駢誅，亦屬咎所應得。姑念二團人數甚多，不忍玉石俱焚，除將王長振暨助逆凶黨即日嚴拿正法，用昭炯戒外，應將王、刁兩團丁壯老幼男婦，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全行撤歸本籍，不準一名逗留，即由該董等傳諭遵照。倘敢托故遷延，立即派兵剿洗，不留餘孽。王、刁二團驅逐之後，即將該處田產充公，官為經理，前往駐紮彈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