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終究是在中國文化土壤上成長的知識分子，難免有其先天的不足，和依附的軟弱性質。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時期，從英文In tel lectual翻譯過來的，在古漢語中並沒有這個詞彙，相類似的也就隻有“士”這個單字了。封建社會的曆代統治者對於“士”這個階層，都十分敏感，尤其害怕啟迪民智的作家與詩人，如防洪水猛獸一樣不敢放鬆警惕。對那些不大肯馴服的“士”，皇帝通常采取的辦法，和對待地裏的蘿卜白菜那樣，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長，成為禦用文人，讓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想按自己的意思長，對不起，你在地頭邊角，不怎麼礙事，也許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跟。若是成勢連片，形成一定氣候，有可能給統治者帶來麻煩時，那就會被薅掉枝葉或連根鏟掉，成為文字獄的對象。
這塊土壤和提供給那個都柏林人的英國早期工業革命的社會基礎不同，資產階級革命衝破中世紀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擁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對社會的批判權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這部《鏡花緣》才跨出去不太堅實的一步，剛剛開始對封建禮教的批判，甚至還沒有拓展開來，那靈魂中的憲兵就站出來，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臉正經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綱五常的正統中來，首鼠兩端，虎頭蛇尾，寫到最後，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雲。
不是他沒有遠見，而是不敢遠見，這也是文網如磐下中國文人的悲劇。活命是第一位的，成為欽犯，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因此，回想少不經事時，很難理解曹雪芹在寫《紅樓夢》時為什麼老是念叨皇恩浩蕩，老是表態不敢犯上作亂？當我年過花甲，也經曆了一番人間沉浮以後，才悟到這正是舊時文人之可憐可悲之處，之所以具有這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狀態，就因為懷著弄不好要殺頭的恐懼呀！如果曹雪芹沒有這種心理上的障礙，能夠汪洋恣肆地寫去，那麼我們現在讀到的，將不知是一部怎樣輝煌的《紅樓夢》。李汝珍的《鏡花緣》雖然填補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空白，但非常遺憾的是：他作為一個二流作家，是無法與斯威夫特相比的，這不是李汝珍的錯，而是這塊文學土壤太過於板結的緣故。
批判是文學最主要的武器，斯威夫特始終是一個具有鋒芒的批判者，雖然“他是教會的聖職人員，但對宗教的偽善、橫蠻、貪婪、腐敗及其負麵影響卻攻擊不遺餘力，他也不放過政治圈內和社會裏頭人、事、物的不義與醜惡”，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論著中，更有許多“下筆明快之外有時更不乏犀利”，“幽默諷刺意味相當濃厚”的文字。他說過他的《格列佛遊記》在於：“使世人煩惱，而不是供他們消遣”，所以，他的這部書的生命力，至今不衰。
其實，李汝珍的內心世界，並不比斯威夫特差池到哪裏去，但作為道光年間的一個皓首窮經的儒生，一個治黃衙門的小官，一個不能不循規蹈矩，甚至還要道貌岸然的中國人，即使這些微的突破，也是件艱難的事情。李汝珍在書中展開那一點點非正統的想象，敢於說出一句或者半句絕不是聖上提倡的話，也就難能可貴。譬如他主張男女平等；譬如他反對迷信；譬如他對八股文，科舉製度的歧議；譬如他希望真誠，對假道學，偽君子，深惡痛絕等等，都屬當時不凡的見解。平心而論，你我要是生在大清道光年代，說不定連個屁也不敢放的。這也是我們無法向曹雪芹，向李汝珍，向所有前人要求更多的隱衷所在。
在文學領域裏，能夠具有遠見卓識的作家，也許並不少，但有勇氣突破時代局限的作家，終究是不多的，而能夠在限製中寫出極致的頂尖作家，那樣的天才和大師，在一部文學史上也是數得過來的。因此，聯想到時下一些動輒指責前人軟弱、窩囊、怯懦、卑劣的“英雄好漢”們，大可不必求全責備，恐怕是最起碼的唯物史觀了。
要不然，你單兵出列，做一個示範的樣子，讓我們大家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