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經不僅僅是曆史文獻。對於儒者來說，它們是永恒（經、常）的、不可改變的真理，因而是他們堅信不移的。2.儒經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就是儒者們的基本信仰。3.儒者們的重要事業，從正心修身到治國平天下，都是在上帝的名義下進行的。4.中國古代國家是政教一體的國家，從獨尊儒術開始後不久，中國古代國家的官吏主要是由儒者擔任的。所以，儒教是宗教，中國古代不是“非宗教國”。
這些觀點，不，應該說是曆史事實，現在已經在www.Con-fucius2000.上得到了全麵清算，李申先生不讀不思考隻是一味重複自己書上的話，那別人也沒有辦法。當然牽涉到具體爭論的是非，李申先生就采取了自己慣用的手段，這就是陳明先生在《事奉上帝的“格言”是斯文掃地――致<孔子研究>編輯部》一文中說的“我認為最不公道的地方在於：李申先生的《什》和《孟》文中，除了針對《學術界》上刊載我的文章內容之外，還說了許多網上論戰的內容。但李申隻講他一麵的理，不講我的應對。這就好象兩個人參加考試，試罷任由一方把考卷拿回去重作，然後再來評分。又好象一場辯論會，本有很強的即時性和臨場發揮性，但論罷又舉行第二場，隻許一方發言，而斷章取義地播放另一方上次的錄音。這樣做有意思而且好意思嗎？雖然李申與《孔子研究》‘強強聯手’，擺出不依不饒，招惹不得的架勢。但仍是故伎重演，避開自己所作《中國儒教史》本身，單挑出一些脫離文本而成為無意義的浮詞，煞有介事、長篇大論地對其解釋，並攻擊對手。其實是一種混淆視聽、轉移人們注意力的的戰術。如此豈能遮掩天下人耳目？”也就是說，李申先生根本沒有曆史感，他把在網上發表的文章拿到刊物上發表時總要添鹽加醋，改變當時爭論的實況，隻講他一麵的理，試圖造成人們的誤解，“是一種混淆視聽、轉移人們注意力的的戰術”。是過去少人注意的。現在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中，大多數仍然是少加注意的。至今仍然為傳統文化學界所熟悉的觀點仍然是：儒經是當時的曆史文獻，孔子對鬼神“敬而遠之”，此後古代宗教就沒有了，而儒者們大都是無神論者，雲雲。我自以為熟悉這些觀點不亞於韓星先生，而我的主張，則是反對上述觀點的。並且認為，我既然敢於冒天下大不韙，就有比傳統觀點更加充分的根據。韓星先生如果還是用那些自梁啟超、陳獨秀先生以來的傳統觀點，是難以駁倒鄙人的。鄙人真誠希望韓星先生能有更加充分的準備來批駁鄙人，以期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本人確實沒有您在《我的理論準備和資料準備――答王健君》（下）中回顧的您的生活經曆和讀書、求學經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先後讀了《聯共（布）黨史》、《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以及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等許多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馬列的書，其中顯然不乏蘇聯曲解和教條化了的‘馬列主義’論著。在軍隊中他更係統地讀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其他更多的各個方麵的書，並參加了部隊上團級幹部參加的馬列學習班輔導工作，教材是《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書，輔導材料是解放軍政治學院編的。後來進入專業學習就讀了更多的書，主要以科學和宗教為主。”不是我不想，是我上學、讀書的時代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書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一直在學（從小學到博士），其他各種書都可以看。如果您在招儒教方麵的研究生，我確實還想排除一切幹擾，專門跟您學習儒教，成為一個真正的“儒教專家”，到時候也就有資格跟您討論儒教問題了。我現在確實想向您道歉，這次真是稀裏糊塗地冒犯了您的大架，看來成為“儒教專家”是沒有希望了。真是悔之晚矣！
（二）
在寫作此文時，鄙人也注意到韓星先生對張榮明先生的批評[注3]。張榮明先生為拙著寫了一篇書評，在韓星先生看來，是不可容忍的。韓星先生還教導張榮明，說儒學研究界“大家都認為”，隻有從哲學，而不是從宗教研究儒學，才能如何如何。我的原話是“隻所以造成張先生的誤判，是因為在眾多的儒家文化研究者當中，大家都認為，隻有從儒家學說，特別是從哲學角度研究，才可以抓住深層次的本質性的內涵，而這樣得出的結論也就與純粹的宗教學的結論容易形成尖銳對立（這往往以宗教與哲學兩種學術理路的分歧作為基礎），”說儒教是宗教，就是和整個儒學研究界對立，甚至是否定傳統文化，是有宗教虔誠、搞神權崇拜雲雲。然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如果儒教不是宗教，那麼一切儒教是教說的言論也就是荒言誕語，不值一駁。如果儒教是宗教，那麼，對張榮明的一切教導都無濟於事。正如雖然人們自己可以不承認哥白尼學說，甚至可以迫使伽利略低頭，但地球仍然在轉。
在韓星先生對張榮明的教導中，和他評論“全麵勝利”說一樣，有許多似是而非、令人難以苟同的立足點。比如說，儒學研究界“大家都認為”。是不是如此且不論，把“都認為”作為評價學術是非的標準，實在是不可取。學術爭論又不是打架，要靠人多勢眾。實在說，科學的每一步發展，幾乎都是從反對“都認為”開始的。然而有趣的是李申先生雖然沒有用過“大家都認為”之類的語言，卻有對“統計學”的愛好，特別注意計算讚同儒教說的人數增長率。
又比如，韓星先生說：“如果《中國儒教史》真的通過‘對於儒學研究’的‘拓展’，‘開闊我們的學術視野’，那一定會‘推動學術的進步’，而不會遭到學術界的強烈批評（詳見www.confuci-us2000.上的許多文章，隻不過由於種種原因，能夠公開站出來批評的目前還不多，但私下的公論時常聽到）。”這也是一條很奇怪的邏輯。難道遭到“強烈批評”就是不正確的標誌嗎？有那一種新學說未曾遭到強烈批評呢？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哪一種不曾遭到強烈批評呢？而且至今，進化論等仍然在遭受某些人的強烈批評。難道這是評價它們是非的標準嗎？這裏引用劉大生先生的一段話作為注疏：
李申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作品不是豆腐渣工程，引用了許多權威報刊上的讚揚性評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評論是：《中國儒教史》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人人皆可為堯舜，李申先生當然有資格、有權利、有能力發動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革命者，尤其是科學革命者隻會要求自己特別慎重，而不會要求別人隻讚揚不批評。
《中國儒教史》如果真的是哥白尼革命的話，李申先生就應當有被別人辱罵的思想準備，同時也應當有不怕罵的自信，而沒有理由提出這樣的要求：你們這些報刊的編輯們不應當讓罵我李申的文字“出現在報刊之上”。曆史上有不挨罵的革命者嗎？曆史上有怕人罵的革命者嗎？哥白尼提過類似的要求嗎？
如果李申並沒有發動哥白尼革命，如果《中國儒教史》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哥白尼革命’”之斷語僅僅如李申先生所說是“溢美之詞”的話，那麼，下麵的問題就值得李申先生和一切聽不得批評意見的人深思：
所謂“溢美之詞”其實也是不實之詞，人們（包括李申先生還有其他權威人士）為什麼不反駁、不起訴這類不實之詞？李申先生為什麼不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化報》、《南方周末》“進一言”？為什麼不要求這些權威報刊“特別慎重”？為什麼不要求這些刊物不要發表“哥白尼革命”之類的全盤肯定式的斷語？難道李申先生就不怕被“一棍子捧死”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