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握什麼是儒學的真正傳統的前提下，吸收當今世界先進的文化形態，更新傳統的人文理性精神，以此為基礎，除了處理與世俗層麵諸多文化的關係以外，也可以處理與神聖層麵的諸種宗教的關係。如何處理後者，盡管已經有許多學人進行過論說，我這裏想引用一位過去很少為人們注意，甚至一直為人們誤解的在民間傳揚儒學的“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段正元的話，並以伊斯蘭教與儒學的融通，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睦相處來略作疏解。
段正元在儒學未來發展的預測上鮮明地提出“三教合流，萬教歸儒”的思路，並進行了自己的論證。他說：“中國數千年來，儒釋道三教為綱領。後加入耶回二教，合之為五，猶如五行。其他派別支流，則數之不盡。惟吾自來講道，則猶尊儒教。儒非專指孔子，凡能言能行，踏實認真；一時可行，萬世有益；一人可行，天下有益；有教無類者皆儒也。故以儒為體，以佛耶回各教之慈悲存心養性，實行儒教處世為人。真儒者，貫通天地人，具足智仁勇。各教聖人之實行實德，皆包藏其中。儒實掃除各教之流弊，獨現各教之精華，故曰儒為席上珍。惟孔子集儒教大成，足為萬世師表。不過其道太廣大，而又太精微，極高明，而又極中庸，至神奇，而又至平常。”又說：“儒教踏實一切，儒為人道主義，可說可行。為天地之心，作世間之模範。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是於人有益，故為儒為席上珍。”這裏段正元對儒學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分疏上，所強調的是儒學作為實在的人文主義思想體係，能夠包括其他宗教的基本精神但又有極強的實踐功能，在本質上具備了兼融其他宗教的素質，有融合諸教的始基。所以，儒學的發揚光大就是要以儒學為主體，兼容其他宗教，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現以儒學為主整合多元文化，構建21世紀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體係的偉大目標。
關於儒學如何兼融佛、道，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已經有許多經驗，時賢也已經進行了許多探討，相比較而言，對伊斯蘭教與儒學的交融似乎不為一般人所注意，這裏著重從這方麵做一論述。伊斯蘭教盡管是宗教文化，但是由於它不象佛教一樣是純粹的宗教傳入，而是伴隨著其載體――阿拉伯人的進入，並在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的強勢文化包圍中發展、演變的，再加上其本身的自閉性，女不外嫁，教不外傳，以及不訴諸政治，而是主要在民間，所以伊斯蘭教在中國曆史上並沒有產生與中國主體文化的激烈衝突，也由於其他更多的原因，伊斯蘭教罕為中國的儒家學者和士大夫重視，與中國文化處於若即若離，井水河水的狀況。這樣，在整個中國曆史上，早期回回（阿拉伯人後裔）以及後來回族與中國文化幾乎沒有構成交鋒。到了明清，伊斯蘭教還強烈地感到了被漢化的危機，於是就有了以宗教為訴求的伊斯蘭文化複興，但這種複興實際上又是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深層融通，特別是與儒家思想的融會來實現的，其結果是使伊斯蘭教文化與儒家思想實現了內在的會通，使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文化處於和平共處、共生共榮的狀況，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都是非常獨特和有現實意義的。
中國伊斯蘭教在其發展初期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學習和適應儒家文化。據《全唐文》卷767記載，唐宣宗時就有伊斯蘭教徒李彥升考取進士的事，當時一名文人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華心》。文中讚揚李彥升能懂得中國禮儀，是一位“形夷而心華”的人。到了元代，還出現了一批對儒家經典和學說頗有研究的穆斯林學者。元朝至正八年（1348）二月楊受益撰寫的定州《重建禮拜寺記》。作者首先對儒、釋、道三教進行一番總的估價，肯定了儒教，批判了釋、道教“虛無寂滅，不免於妄，且其去人倫，逃租賦，率天下之人而入於無父無君之域”。接著著重介紹了“專以事天為本”的伊斯蘭教。作者還將伊斯蘭教與儒家思想加以比較，強調指出“況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義無所異；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親無所異；以至於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舉無所異乎！夫不惟無形無像與《周雅》無聲無臭之旨吻合，抑且五倫全備，與《周書》五典之義又符契而無所殊焉”。這樣一番比較，為後來學者將伊斯蘭哲學儒家思想相結合，建立獨具特色、自成一體的回族哲學思想體係，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