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陸儒教派影響最直接的就是西方許多學者的儒教論，如馬克斯?韋伯、列文森等人的觀點。
在大陸儒教說挺立學術界的這20多年，也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學術研究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觀念多元化的曆史時期。為了鞏固在學術界的既得地位，大陸儒教派也“與時俱進”，適應形勢的變化進行適當的調整。但這種西化的理路沒有根本的變化。這裏以任繼愈為例。早在1980年，他就在《論儒教的形成》一文中，逐條批駁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一些肯定的觀點，如“有人認為中國曆史上不曾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樣的政教合一的黑暗統治時期，是得力於孔子的儒家學說。儒家起了抵製宗教的作用，儒家不迷信，所以抵製了神學的統。”“有人認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紀民族之林，經曆了多少風雨，儒家提倡的氣節起了重要作。”“有人認為儒家有愛國主義的好傳統，儒家保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種團結的向心。”“有人認為有了以儒教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團結了中華民族。華僑多半相信儒家思想，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多得力於儒家的傳統。”“有人說，儒教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它培育了許多‘取義’、‘成仁’、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最後，他得出了結論：
中國儒教頑強地控製著中國，它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相始終，甚至封建社會終結，它的幽靈還在遊蕩。
如果說儒教應當廢除，這是應該的，他已成為阻礙我國現代化的極大思想障礙。
儒教帶給我們的是災難、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什麼優良傳統。它是封建宗法專製主義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國人民長期愚昧落後、思想僵化的總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沒有現代化的地位。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就要讓儒教早日消亡。我們隻能沿著“五四”時代早已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標kk社會主義前進，更不能退回到“五四”以前的老路上去。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在隨後寫的《儒教的再評價》一文中，他更強調：
儒教所起的主導作用對今天的新中國的前進也是一種嚴重的思想阻力，甚至也是社會阻力。因為宗教即是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一種社會力量。長期的宗教影響極易造成一種共同的習慣勢力，共同的心理狀態。儒教的影響對今天的中國雖然隻是殘餘，但不可忽視。
由任先生為主所建構的大陸儒教是體係主要是通過對西方基督教的比附來完成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在總結自己研究中國哲學史三十年的時候說：“中世紀的歐洲隻有神學一門學問，其它門類都是哲學的仆從，哲學包括在神學裏麵。古代中國主要是‘經學’一門學問，它不象歐洲中世紀神學那樣掛出神學招牌，它是一門經天緯地，無所不包的學科……中國的經學不具神學之名，而有神學之實。”最近，他仍然堅持這樣的看法。“中國古代傳統哲學與世界各國古代哲學一樣，主要是依附於神學的主幹上，它總稱為‘經學’。經學，經天緯地，裁成輔相，包羅萬象……西方中世紀與中國古代同屬於神學統治時期，西方傳統宗教是基督教，中國的傳統宗教是儒教，兩種宗教都是深入社會，沁入人心，幹預生活，支配政治的龐大精神力量。”顯然，這種比附成為他把儒家的經學宗教化、把儒學宗教化的理論前提，在事實上是不符合中國儒學發展的曆史實際的。
大陸儒教派在檢討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曆史時，把儒教是教非教之爭追溯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認為在這以前儒教是教說是不成問題的，“從整個中國的曆史看，儒教是教說不過是恢複了兩千多年無人否定的舊說，因而並不是一種新說；但從中國20世紀學術史看來，儒教是教說就是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麵貌、帶有根本性質的新說。”在李申先生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儒教就是一種宗教，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因為曆史上雖然有“三教合一”等等說法，但那時儒學之被稱為儒教與佛道二教有關，主要是儒家學者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與佛道二教比高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的士大夫並沒有深究這個“教”字應該解釋成“教化”，還是應該解釋成“宗教”。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人宗教意識淡泊，不覺有深究的必要；另一方麵也與沒有接觸到很多西方宗教理論有關。隨著儒學的發展，儒教這一名詞也一直被沿用下來。近代以來，西方宗教傳入中國，這才發生了儒教是教非教之爭，這不用說是以儒教與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比較的結果。既然有爭議，就不宜輕易下結論說“儒教是教說”是“兩千多年無人否定的舊說”，反過來以這種“不證自明”判斷作為論證儒教在兩千多年是宗教的觀點，來支撐自己的“新說”，這其實是一種循環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