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崔英辰先生在《90年代韓國社會的儒教討論分析》一文中分析了韓國90年代儒教討論情況，認為，儒教在韓國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性。儒教是經濟發展的動因，同時又是經濟危機的主犯；既是權威主義等非民主的封建倫理，同時，又是能和民權、正義等現代民主主義並存的政治學；此外，還是完善自由民主主義弊端的替代方案；在傳統社會，甚至現在，儒教是壓抑女性的桎梏，但同時也提供了兩性同伴者的倫理理論基礎。期望在不遠的將來，具備精致的理論體係和實踐力的第三（超越中西文化傳統）替代方案會建立起來。
安樂哲先生在《禮與古典儒家的無神論宗教思想》一文中站在中西比較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禮與古典儒家的無神論宗教思想。他認為古典儒學既是無神論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兩方麵同時兼而有之。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種確認累積性的人類經驗本身的宗教。儒學所讚成的人類成長和擴展的方式是：它們由整體的意義――他稱之為“協同創造”（co-creat ivity）――造成，並且對這種意義作出貢獻。在古代典籍中，“協同創造”具有許多相關的表達方式（仁、君子、聖人、和、中庸），但是，在所有的情況下，用杜威的話來說，它是“做和經曆”（doingan dunder going），努力以其自己的經驗取得最大的收獲。
方朝暉先生在《從儒學的宗教性看中國哲學的所謂特點》一文中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維的特點及儒學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當前國內學術界所盛行的關於中國哲學特點的一係列說法，多半都是將儒學的宗教性思維誤當成中國哲學的特點。他們所說的許多中國哲學的所謂特點，比如重直覺、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類，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維的體現，無關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別。在《“儒教爭論”應關注國外研究成果》中回顧了公元16以來由西方傳教士引發的爭論儒家是不是宗教爭論的五大“時區”，指出，“儒家是否宗教”的問題早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學術話題，遠不限於中國學者所論。有鑒於此，“儒教爭論”應關注國外研究成果，中國學者應當多了解西方世界及其他區域學者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方式，以便得出更加有啟發意義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