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裏，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雜交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如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曆代帝王圖》，如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如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胸廣、麵赤髭濃的官人。試想，如此內分泌賁張的女性，如此荷爾蒙發達的男性，“春風雨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的難以名狀的生殖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裏，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鬢廝摩；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年）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年）敗西部的吐穀渾；十四年（640年）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7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蒜（拜占庭）。一直到9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於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裏，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難在典籍中查出這份統計。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像得知胡人在長安城裏數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覺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老外多得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如李賀詩“卷發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法曲》）……也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裏，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酒”，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始亂終棄”了。
以今觀古，在KTV包間動手動腳的作家，在酒吧摟著小妞猛不老實的詩人，騙幾個美女作家上套的評論家，吃愛好文學的女青年豆腐的編輯，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風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何況事後在詩中還能寫出一絲辜負之意，我對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肅然起敬了，至少不像當代文人，搞不好，還要別人為之擦屁股。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個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論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秘書監魏征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肺腑，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帛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果，隻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胡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如果以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是廟宇裏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那就應該是陵墓裏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他的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陽瘺患者；而對一個警察統治的國家，他要求每一個被統治者，最好都是“從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隻有他一個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