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問題是：第一，如何適應新的形勢，完成從以革命為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的重點的轉變，這是擺在全黨麵前的突出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始了由農村到城市並由城市領導農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以極大的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殘餘、資產階級作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鬥爭，以鞏固人民民主政權。這對長期生活戰鬥在農村的共產黨來說，是一項新的工作和艱巨的任務。第二，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質，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係？執政黨的地位極易導致黨的成員思想上的驕傲自滿和作風上的強迫命令與官僚主義，也可能出現一些人為撈取好處要求入黨，因此而降低黨員質量使黨不能保持先進性質。這是黨執政後黨的自身建設必須予以重視和正確解決的問題。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就是圍繞這兩個基本問題產生和展開的。
社會主義建設是比革命鬥爭更加艱巨的事業。黨處於執政地位後，一方麵，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一方麵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也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這是與其他時期不同的曆史條件。受這些條件的製約，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是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發展的。
2.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就已經產生；建國後，通過在恢複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實踐和探索，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形成。這一過程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1949年1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第一階段。毛澤東提出了工作中心轉變和保持黨的優良作風問題，明確了執政黨建設的任務和方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黨的八大前為第二階段。根據黨的工作中心轉變和自身建設的要求，毛澤東開始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同時提出了為更高的黨員條件而鬥爭的思想，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的思想。
1956年8月黨的八大至1957年整風前夕，是總結建國七年來黨的建設的經驗，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基本思想發展和初步形成的階段。關於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在理論上有了更加完整的概括。
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體現在這一時期他寫的有關文章、著作和報告之中。主要有：《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劉少奇的《為更高的共產黨員條件而奮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這些著述，以新的經驗和理論，豐富、發展了毛澤東建黨思想體係。
3.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思想的基本內容。
（1）提出了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的思想。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新中國成立後，根據恢複國民經濟的工作實踐，毛澤東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采取穩步過渡，不能操之過急的思想。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黨創造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2）提出了黨要經受執政地位考驗的思想，強調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分析了黨執政後地位變化所帶來的雙重性影響。一方麵，這一地位有利於加強黨對各項事業的領導，有利於更廣泛地聯係群眾，有利於更好地領導人民群眾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方麵，這一地位很容易使一些黨員滋長特權思想，沾染官僚習氣，助長驕傲自滿、看不起黨外人士和群眾，發號施令、脫離群眾。這必然會出現思想上的主觀主義、作風上的官僚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是黨執政後麵臨的嚴重考驗。他詳盡地闡述了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黨的優良作風，特別強調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為反對這些錯誤傾向，毛澤東親自為中央起草了《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黨內指示，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若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為使黨經得起執政地位的考驗，建國初和1957年黨還多次開展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各種錯誤傾向的整黨整風運動。
（3）提出了執政黨要有更高的黨員條件的思想。1951年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了提高黨員條件是黨中央根據黨執政的新的曆史條件而對黨員提出的更高要求。他指出：在黨執政以前由於黨處於嚴酷的戰爭環境中，那時加入共產黨的人，要擔負遭受反動派壓迫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落後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自然是不來或很少來加入共產黨。這是我們過去發展黨員的一種自然的客觀的限製。現在我們黨處於執政的地位，加入共產黨，不但不需要擔負什麼風險，而且可以獲得個人的許多保障以及榮譽、地位等等。如果不在主觀上加以限製，將會使很多不純分子混入黨內，對黨造成很大的危險。同時，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曆史時期，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艱巨，群眾的覺悟在提高，黨員覺悟應該更高。這是新形勢的客觀需要和執政黨對黨員的必然要求。根據這一思想，黨中央提出了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其基本精神是共產黨員必須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終生，必須密切聯係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有高度的黨性原則。它從執政黨的特點出發，強調了黨的宗旨，共產黨員要當好人民的勤務員。
（4）提出了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的思想。1953年夏至1954年，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篡奪黨和國家權力、製造黨內分裂的嚴重事件。1954年12月，黨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揭露了高、饒的罪惡活動，通過了根據毛澤東提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係統地闡述了黨的團結的理論。其主要內容，一是明確提出了團結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是黨的生命；二是論述了維護黨的團結的基本途徑；三是提出了加強黨內團結的基本原則；四是全黨幹部都應當以身作則，同心同德。這些思想對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關於增強黨內團結意義的認識，對於規範黨內生活，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有著重要的意義。
（5）提出了建立監督體製，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毛澤東十分重視黨的監督機構在黨的建設中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他提出並要求建立黨的監督機構，加強黨的建設及與違法亂紀現象進行鬥爭。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正式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的任務是對黨員遵紀守法情況進行檢查、教育與監督，並對違法亂紀者進行懲處。高崗、饒漱石事件出現後，他又指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按照黨章規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加強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鬥爭。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提出了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建立相應的製度的思想。據此，黨的八大明確規定在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建立和健全各級監察委員會，從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黨的監督體製。這對糾正違法亂紀現象，懲治腐敗行為，純潔黨的組織和保持黨的先進性質起了積極的作用。
（6）提出了正確對待領袖的作用，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想。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領袖、政黨和群眾關係的原理，中國共產黨一貫反對把領袖神化。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就作出了不以人名作地名、街名，不給領導者祝壽的規定。1953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又重申了這些規定，提出：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並列。鑒於蘇聯個人崇拜的曆史教訓，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詳盡地闡發了領袖、政黨和群眾關係的原理。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既要愛護黨的領袖，又要反對個人崇拜。即在承認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同時，也不否認領袖個人在曆史上的重大作用。但是，領袖的個人作用，必須在符合客觀規律的條件下，才能得到發揮；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個人的神化。為防止個人崇拜現象發生，黨中央要求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
（7）努力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黨的幹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由於帝國主義者加強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重大問題，以及由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遇到許多嚴重困難，因而促使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始較多地認真考慮如何在新的鬥爭形勢下，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關於討論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的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談話，其中之一是關於接班人問題。他認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續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基本條件是：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製的模範執行者；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以上幾個方麵，是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基本思想，是毛澤東建黨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展的新內容，它反映了黨在這一時期，在黨的建設領域中所能達到的新成就，是這一時期執政黨建設經驗的理論概括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但是，由於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準備不足，對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觀念樹立不牢，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階級鬥爭觀念根深蒂固，加以在成就麵前黨的領袖毛澤東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因而從1957年反右鬥爭起，毛澤東逐漸背離了主要由他提出和概括的這些正確的黨的建設的理論和思想，使黨的建設步入了歧途，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失誤。在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的時候，我們決不應當因為其後的黨的建設實踐違背這些正確的理論思想，而否認毛澤東對執政黨建設的理論貢獻；決不應當把毛澤東晚年的失誤與科學的毛澤東建黨思想混為一談，而否認黨處於執政地位後建設的成就；也不應當因為這時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未能達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高度而予以貶低和輕視。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一時期的探索和其後的失誤，黨才能在正確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使黨的建設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正是由於有了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新發展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