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達於解脫的終極目標(2 / 3)

《維摩詰經》:“再於涅槃而不斷生死。”這和《妙法蓮華經》所說“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的意思相同,即涅槃是在世間的涅槃,而不是完全脫離世間的滅度。在大乘佛教看來,不僅“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而且生死和涅槃之間是不能作出絕對化的區分的。如《維摩詰經》還說:“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在這裏,部派佛教樹立在涅槃與世間之間的絕對化的界線被打破。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認識,如果達到了大乘佛教的智慧(如“性空”等),涅槃與世間之間的分別也就不存在了。

早期大乘經中的這方麵的思想在中觀派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中觀派也反對以無餘涅槃作為最高的理想境界,反對把涅槃和世間作絕對化的區分,認為涅槃和世間的本性是一致的,兩者都是“空”,也都是不可言說的“妙有”,“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不能離開世俗世界去追求另一獨立存在的世界。達到涅槃就是對世俗世界的正確認識,認識一切事物的實相(本來麵目)就是畢竟空,一切事物是空無自性的,還事物以本來的清淨麵目。

略晚一些的大乘經《大般涅槃經》把涅槃分成兩種,一種是部派(二乘)說的涅槃,另一種是大乘說的涅槃(大涅槃)。如《大般涅槃經》中說:“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無常樂我淨故。常樂我淨乃得名為大涅槃也。”在這裏,《大般涅槃經》對部派佛教中的那種不加區分地講事物的無常、苦、無我、不淨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在涅槃中有常樂我淨(即“涅槃四德”)。這樣,看不到涅槃中有常樂我淨就成了“顛倒”。因此,佛教中有了“凡夫四倒”和“二乘四倒”的區分。《大般涅槃經》這種對常樂我淨適用範圍的解釋實際上是把涅槃和世間又作了較明確的“分別”。從強調涅槃與世間的差別來看,《大般涅槃經》與部派佛教關於涅槃的觀念有相近之處,但也不有同之處。部派佛教的涅槃一般指一種完全脫離世間的最高境界,對世俗世界否定,對涅槃境界肯定。《大般涅槃經》對涅槃境界肯定的方式和內容與部派不同,它明確肯定涅槃中有常樂我淨。

部派和大乘佛教所言涅槃雖有離世間與住世間的差別,但其所言的解脫境界則同,都強調對塵俗的超越,或說世界的本真認識、對本心的回歸。

二、道教之成仙追求

道教以成仙為達於解脫的終極目標,可以說,“神仙學為一種有實證性的形上學”,它實際上表達了人們對一種絕對完滿境界的向往與追求。《漢書·藝文誌》釋神仙為:“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因此,道教的神仙既不同於存在於冥冥之中的精靈,也不同於人們常說的鬼神,它的最大特征在於能夠“同生死之域”,即超越了個體有限生命的束縛,達到形如常人而長生不死之境。

現存最早的道教經書《太平經》,不僅大力宣揚“長生久活”之道,而且吸取漢代哲學的宇宙觀和生命觀,對人如何“保性命之真”進行了哲學思考。它從天人一體同源的思路出發,認為人的生命乃效法天道而來,人的生命實際上分為形體和精神兩部分,“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並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常存也”。既然精神主生,其仙學也就相應落實到了如何保持精神的長存並使之始終與形體相合為一的基礎上。“天地之道,據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養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亡則死。此自然之分也”。“精神消亡,身即死也”。正是以“精神主生”的哲學觀念為指導,《太平經》將生命與精神的守道聯係起來,將成仙奠定在“守道不止”的基礎上,認為“守道而不止,乃得仙不死”。《老子想爾注》也認為,“欲求仙壽天福,要在信道”,且同樣將個體存在的形神問題最終歸結為誠心向善信道,“仙士畏死,信道守誡,故與生合也”。《太平經》及《老子想爾注》在當時十分流行,其“精神主生”說成為早期道教成仙理論的重要特點之一。

堅信人可以憑借特定的方法和手段,通過修道來消除自然時空對個體生命的限定,使生命長存,“延年長壽,精學可以成仙”,這成為漢代仙學思想的基點。初創時的漢代道教將長生成仙作為最高的宗教目標,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求長生成仙的可能性為道教仙學的性質起了定位作用。但是追求肉體的永固,還是追求精神的超越與升華,演化為道教仙學發展的不同傾向,並導致了道教仙學的兩次轉型。

道教仙學理論的第一次轉型就是從漢代流行的《太平經》主張的“精神主生”而轉變為魏晉道教追求形體的永固,從而導致了肉體長生成仙說在社會上盛行。這不僅與生活在動蕩中的人對生命的眷戀有關,而且與魏晉玄學已離開宇宙起源論而轉到對本體論的探討相連。哲學主題的變化對修道實踐的影響是促成仙學內涵產生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晉時期,哲學的主流是玄學。玄學是對動蕩社會的反思,它的主題是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問題,探討人如何生活才有意義和價值、人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社會的束縛而獲得自由的問題,其中既包括對精神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對肉體生命永存的向往——在時間上無限延長,在空間上自由自在。一些玄學家常常將自己的生命理想寄托於神仙世界,從而推進了以個體的長生不死、自由愉悅為宗旨的神仙說在社會上流行。以至於魏晉名士從“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的形神觀,既注重“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又重服藥行散,養形以求長生,這在客觀上凸現了道教的生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