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於魏晉形成以後，至東晉而達頂峰，劉宋代晉則開始受到削弱，寒門庶士漸受重用。元嘉三大家，謝靈運屬江左第一高門，顏延之屬次門士族，鮑照“才秀人微”，可謂徹底的寒士。三人在這種劇烈的士庶升降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衝擊，尤其是謝靈運、鮑照更有著切身的體會。謝靈運入宋後由康樂公降為康樂侯，仕途上很不得意，鮑照雖然曾在孝武帝時任過中書舍人，但很快便被貶職，終其一生也是牢騷滿腹。因此梳理清這種身份地位的變動，對於了解他們的創作，無疑大有裨益。
@@一、士族地位的下降
士族地位的下降，在於皇權的伸張。晉元帝時，就曾企圖用刁協、劉隗來牽製當時掌權的王氏。晉武帝時又任用會稽王司馬道子將謝安排擠出朝廷，安帝時司馬道子專政，任用王國寶、王緒、譙王司馬尚之，企圖削弱藩伯，並誅滅了大士族王恭。其後的孫恩之亂給予士族很大的打擊，在這場叛亂中會稽內史王凝之，吳興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侍郎謝衝、張琨，吳國內史袁山鬆等皆被害。尤其是謝安之子謝琰也在平定這場叛亂中遇害，對謝氏家族是一沉重打擊，因為謝琰曾參加肥水之戰，具有“軍國之才”，以致謝琰死後，朝廷震動。桓玄篡權是士族的回光返照，桓玄憑借世資，乘孫恩之亂，先後滅掉了殷仲堪、楊佺期等士族勢力，但最後他自身也被鎮壓下去，桓氏遂滅。
出身低微的劉裕在平定這些叛亂中漸居要職，他對於士族也采取了打壓的態度。尚書仆射王愉屬江左冠族，其子綏少有重名，因劉裕“起自布衣，甚相淩忽”，劉裕將他們“悉誅之”。義熙七年，劉裕為揚州牧，嚴禁“權門並兼，強弱相淩”，並誅滅了餘姚大族虞亮，又於義熙九年禁止豪強獨占山湖川澤。代晉之後，“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即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臨死遺詔還規定母氏不得臨朝，使諸子次第鎮守荊州形勝之地，以加強和鞏固皇權。
其後的文帝、孝武帝、明帝等人也都對士族采取了一些抑製措施。文帝的即位有著特殊的背景，少帝、廬陵王義真被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先後廢殺。因此文帝在政權鞏固之後，即於元嘉三年誅滅了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這一事件名譽上是為他的兩個兄長報仇，實際上卻是在樹立威權，避免再出現權臣擅行廢殺的現象。對於大力協助他的琅琊王氏集團，文帝也沒有任其專權，而是任用寒門秋當、周赳等人進行牽製，同時又重用彭城王義康，形成了寒門、宗室、士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而寒門、宗室無疑都是對士族勢力的一個牽製。那些對政權構成威脅的士族子弟，則予以堅決的清除。劉湛出身甲族，負其才資，認為“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因此對於身居要職的王弘兄弟深為不滿，常曰：“二王若非代郡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出任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的撫軍長使後，每每裁抑劉義恭，構成嫌隙。元嘉八年召入朝，嫉恨殷景仁權勢，遂委心義康，結成私黨，“以致無敢曆殷氏門者”，“及至晚節，驅騸義康，淩鑠朝廷”，最終於元嘉十七年被誅。劉湛被誅表麵上看是義康專擅朝權，無複人臣之禮，是主相之爭。實際上，也是劉湛憑借士族才望，輕蔑朝廷的結果。文帝詔書中說劉湛“階藉門蔭，……奸詖夙著”並非虛指。範曄“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因此心懷不滿，受到孔熙先的挑唆便欲謀反。而在此以前，範曄已經表現出對朝廷的輕蔑，範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嚐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由此來看，範曄即使不因謀反被誅，亦終會得罪於文帝。範曄的謀反不僅是受了孔熙先的挑唆，更有士族對皇權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對範曄的鎮壓就是對士族的打擊。
孝武帝性多猜忌，對大臣的防範更為嚴密。《顏師伯傳》：“上不欲威權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唯奉行文書。”並於孝建二年下詔，置吏部尚書二人，罷五兵尚書，進一步加強了專製集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往，加以嚴禁不能禁。乃改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據為盜賊”。明帝在病危之時，擔心王景文“門族強盛，藉元舅之盛，歲暮不為純臣”，遂送藥賜死。
總體上看劉宋一代尊主卑臣，皇權在逐減恢複。在這一總趨勢下，顏延之、謝靈運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謝靈運入宋之後被降公為侯，“朝廷惟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文帝誅徐羨之、傅亮、謝晦後，召他出山，“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詔，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惟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植援，驅課公役，無複期度，出郭遊行，或一日百七十裏，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繼晝，複為禦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謝靈運與地方官也產生了衝突，他率數百人出遊，“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太守孟凱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嚐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凱深恨此言”。又因求湖不得，與孟凱構仇，以致孟凱誣告他有謀反逆誌。在臨川內史任上仍遊放無度，又為有司所糾，最終以謀逆之罪棄世廣州。張溥分析其原因說（題辭）：“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淩忽一代，無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兒比肩等夷，低頭執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蓋酷禍造於虛聲，怨毒生於異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強新朝，送齡丘壑，勢誠難之。”指出了謝靈運作為一個沒落士族在新王朝的尷尬處境。
顏延之出身於次等士族，雖然不像謝靈運那樣出身於名門，但從他的遠祖顏欽一直到他的父親，五代為官，也有著較為榮耀的家族。他的仕途也頗為曲折，曾因與廬陵王義真過從密切，被貶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召回京師，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雲：‘天下之務，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又被貶為永嘉太守，後因與車仲遠不協，“屏居裏巷，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為禦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長史，因買田，“不肯還直”，被荀赤鬆彈奏免官。他還曾大罵被文帝所賞愛的慧琳和尚，使得文帝大為變色。顏延之的這種言行都是在入宋之後發生的，在此之前，他已出仕多年，卻無相似的言行記載，雖然這種言行與其性格偏激有關，卻也不可否認地反映了他與當時社會的矛盾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