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眠狀態恢複組織關係
我在北村教書的第二年（1941年）清明節時，敵縣黨部書記鄒映寒和張學讓（我的同村）等4人來校，要我去洛川敵黨部任錄士，並要介紹加入國民黨。我不想加入國民黨，也不想離家到洛川去。但很快就發現不去不行了，頂替我的新教師也派來了，北村初小已沒有我的崗位。周圍的許多人也說：這種年代，人家說了算，你恐怕得去應付一下……他們言下之意，弄不好要出事情。地下組織已經遭到破壞，暫時無法建立聯係。我不得已到洛川，在敵黨部隻呆了40天，就無論如何也不想待下去了，便乘敵縣黨部書記鄒映寒下鄉的機會，以家庭有事情為借口，留了一封信，離開了洛川。從洛川跑回後，北村已經沒有我的崗位，我又先後在安溝初小、隆坊完小、縣聯社在黃帝廟院內辦的紙布兩廠、四聖初小教書或工作。我正在紙布兩廠期間，突然有人從鄜縣的寺仙鎮來找我，隻是見了見麵，一般的談了談，沒有怎麼說工作上的事。我提出盡快建立組織關係，恢複黨的工作，人家說現在處於隱蔽狀態，還不能公開活動，要先隱蔽下來，組織關係以後再說。不久，李士弼同誌來到黃陵，我立即把敵人破壞地下組織以及我去洛川前前後後的事情，向組織作了詳細彙報。李士弼告訴我，在敵人的白色恐怖和瘋狂破壞下，地下組織已處於冬眠狀態，停止活動，要絕對保密。經過組織暗地裏考察，認為我是一個可靠的地下黨員，可以恢複我的組織關係。並告訴我，黨的黃陵工委暫時設在邊區的寺仙鎮。可以說，在黃陵地下組織宣布解散期間，隻有我還和上級黨組織保持著聯係。
做地下工作要慎之又慎。我做地下工作時，家裏人並不知道，但最後還是被我四爸無意中發現了。一次，李士弼來我家開會，我去縣上通知人，委托我四爸招呼他吃飯。李士弼起床出去了，我四爸想整理一下炕上的被子，剛將枕頭一挪，就發現下麵壓著一把盒子槍，便將枕頭按原樣放下就出來了。等我從縣上回來後，他怪我不給他說，讓他心裏有個數。從此以後，李士弼、韋明海同誌一來，他便成了可靠的崗哨，有時還去叫人或送信。為了以防萬一，還幫我在炕底下挖了一暗室，可容六七個人，平時不怕火燒，敵人來了也不易找到。隻要我們在晚上開會，他還會蹲在窯背上半夜半夜地抽煙，幫我們瞭望放哨。
百餘裏往返邊區送情報
我主要和李士弼直接接觸或通信聯係，有時也和韋明海通過蘭寨子韋知禮到那邊“趕腳”，往返於邊區帶信聯係。主要通信的是我的親戚劉廣仁（妹夫），住在寺仙附近的半坡塬，是農民也做點小生意，許多信由他往返所帶。黃陵縣的隆坊鎮是有名的大鎮，人口眾多，生意興隆，號稱“隆半縣”，和鄜縣的南道德一帶接壤，兩縣人連畔種地，相互趕集，探親貿易，來往非常頻繁。敵人的封鎖線留的“口子”，就設在兩地之間的一座土橋上，土橋兩邊“紅”“白”分明。當時，除了李士弼同誌來我家找我布置任務外，我也多次去邊區找李士弼彙報敵情、接受任務和捎帶書報、傳單。
我要過封鎖線去寺仙時，去鎮公所去開證明信，常常是借口走訪親戚。那時，由於信息不通，有時去了也見不上人，有時還會被自己的部隊扣住。記得1942年2月，我送情報時，從黃陵到寺仙沒有見到人，又從寺仙到張村驛，還是沒有見到人，隻見到張村驛小學的校長高秀峰，他是我的同學，便給他留下話，讓他告訴李士弼說我來找過他。同年冬天，我去寺仙鎮時就被我寺仙部隊扣住，後經李士弼同誌寫條子才放了，還有一次是經郭景龍寫條子放的人。1944年7月，我去寺仙未見到士弼和景龍，傳說快打仗了，封鎖線很吃緊，適逢蘇家險李新善等趕著20多頭牲口去馱鹽，我便混在一起趁黑夜返回。從黃陵到張村驛有100多華裏路，得走兩天，第一天先到寺仙，如果見不到人，再到半坡原親戚家住下，第二天再到張村驛。有時候也走另外一條山路，翻四條溝——從四聖到北村、再到回樂堡、再到狼胡同或棗林子、再到寺仙，然後才到張村驛，這還不算繞著走的路。去時路上一天不吃不喝，急著趕路，常常是腿腳都走得腫了，來回一趟就能磨爛一雙老布鞋，所以我經常把鞋別在腰帶上趕路。那時候沒有賣鞋的，我母親經常點燈熬夜給我做鞋，央求親戚鄰裏給我做鞋，就這還趕不上穿。
家中開會親屬通知放哨
在黃陵我主要和張好信、張世明聯係，因他兩人都是1939年的地下黨員。張世明1942、1943年在敵人縣政府軍事科，1944年任橋山鎮鎮長直到1947年；張好信是我伯叔五弟，1943年在北村教書，1944至1947年在敵三青團任股員、股長。因此，他倆了解敵情較方便。1944年秋，敵人征集10萬青年準備打內戰作炮灰，反而美其名曰“培訓青年軍官”，當時轟動一時，大量青年爭先恐後地報名。經我們秘密工作，通過朋友、親戚、同學、同鄉、熟人等各種關係，互相串聯，告訴青年們這是敵人準備打內戰，讓他們去當炮灰，犧牲生命，死了也沒有人管。這樣宣傳勸阻、揭破陰謀之後，許多青年便打了“退堂鼓”，改變了參加國民黨軍隊的主意，報名者僅去了極少一部分。類似的工作，隻要我們知道了，就積極主動地去做，千方百計破壞敵人的行動計劃。
這種地下組織的冬眠狀態，一直持續到1943年。1943年下半年，我再回本村四聖教書，組織活動逐步恢複，李士弼來的次數就越來越多了。1945年正月，李士弼來了要在家裏開會，讓通知張好信、張世明、鄭誌健、寇振華（太賢鎮鎮長）、孫誌明（太賢鎮二保保長）等同誌，這些人分別住在太賢、道南村和黃陵城裏，近的5裏多路，遠的有20多華裏路。我和我四爸分別行動，他通知太賢鄉以內的，我通知道南村和縣城裏的，通知後各人分頭來到我家裏。會議開了兩天一夜，開會期間，我四爸白天在村口的拴牛角和村裏的人曬太陽、抽旱煙、諞閑傳，我四媽顛著一雙小腳在村裏轉悠，盯著到村裏來的人，防止敵人發現後突然偷襲。會議學習文件，介紹黨內各地區情況，研究國家形勢、前途，安排我們要做的工作。會議具體要求，發展地下武裝，進行武裝鬥爭。家族中有個伯叔哥（胞兄）在山西58軍當營長，很快就成為我的工作對象。1944年下半年，這位胞兄回家探親來了，我聽說後立即趕回家裏，給他做工作。他家院子和我家院子相鄰，房子背靠背而建，北頭矮牆中間有小門相通，兩家來往非常方便。提起國家多災多難的前途命運，國民黨的腐敗、貪汙、沒落，他也深有同感。但讓他棄暗投明，投靠共產黨，他卻說國民黨再不好，但勢力大、地盤多，還有美國支持，而共產黨勢力太小了……我做了好長時間工作，才做通了，說好同地下黨的負責人李士弼見一麵。但到見麵的時候，他又後悔了，堅決不願見麵，返回山西前線去了，對他的策反最終未能成功。
擔任區委書記積極工作
1945年至1946年間，我在道南村教書並兼任校長。1945年10月間，我到寺仙黃陵工委給李士弼彙報工作。當天晚上，李士弼在他住的一孔土窯洞裏召開了會議，有劉樹信、賈光健、郭景龍和我參加，會上士弼同誌談了當前形勢及黃陵情況，並說張好信、張世明的組織關係為了工作方便，已由雙龍轉到黃陵工委。會上確定成立黃陵城關區工委，由我任區委書記，張好信、張世明任委員，區內有我們和新發展的十幾名黨員。會議要求認真總結近年來的工作經驗，在新情況下積極而又謹慎地發展組織和建立地下武裝，準備今後進行城市內應。第二天上午，李士弼同誌又和我談了一些工作。當時，黃陵全縣僅3萬餘人，經常住敵人一個師，還有名目繁多的敵人地方武裝（保安團5個連、保警大隊2個中隊、警察局約100人）、各鎮公所的自衛隊等，遍布城鄉的武裝便衣隊（大一些的村鎮皆有，我教書二年的道南村就住有敵人一個便衣隊）、情報組織、中統特務等等。加上敵人與貪官汙吏、豪紳、地主狼狽為奸，壓榨人民、經常要糧要款，要草要料，拉兵當差，強迫人民修城、修墩、修碉堡、挖戰壕等，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回黃陵後，即進城找張好信、張世明在敵三青團後院的樓上，傳達了黃陵工委的指示精神，並結合黃陵的情況部署了工作。在組織方麵，張好信先後發展的黨員有楊書生（不久病故）、王長榮、張好德（均係教師）。我和張世明先後發展的有張俊傑（敵機槍連連長）、劉生珍（道南鄉第五保保長）、張毓珍、劉相柏、劉建堂（後3人係張俊傑機槍連的班排長）、張榮昌（道北農民）、張過繼（道南農民）、劉振邦（堂妹夫，城關區二保保長）。當時連同區委3人共計19名黨員，除中途兩人去了邊區、一人病故外，實有16名黨員。工作上按嚴格保密的原則，采取按人分工單線聯係，不準發生橫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