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初，卡夫卡和妹妹艾麗一起去波羅的海的米裏茨去度假，他參觀了度假村，在那裏認識了女管理員多拉·笛雅夢特，這是一個剛剛20歲的姑娘，出身於波蘭的一個猶太家庭，從波蘭逃出來，來到德國。這個姑娘受過嚴格的東正教教育，純樸自然、天真無邪、為人熱情、樂於助人。她的這些性格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很早的時候就認為，柏林是他唯一能生存下去的城市。每當他有了逃離布拉格的念頭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柏林，他曾經說過：“柏林比維也納強多了……就連我也能感到，柏林有增強人的體質的作用，或者這麼說吧，我到了柏林以後，就會感到，柏林有這麼一個作用。”
1923年底，卡夫卡又去了柏林，他在施退克裏茨租了一間房子，和多拉·笛雅夢特同居了，開始幾個月，卡夫卡感到十分幸福，他終於克服了種種障礙，成功地逃出了自己的“家庭”。當時，通貨膨脹十分嚴重，而卡夫卡卻不被這些事困擾，感到心滿意足，他寫信給妹妹說：“桌子緊挨著火爐，我一直緊靠著爐子，剛剛從那裏挪過身來。那裏太熱了，就連我一直冰冷的脊梁也覺得太熱了。那盞煤油燈棒極了，這是製燈人，也是買燈人的傑作。它是拚湊而成的，這當然不是我自己幹的，我怎麼會有這種本事呢？煤油燈有茶杯這麼大，它有一個特殊的裝置，點燈時都不用摘圓筒和燈罩；不過，這盞燈有個缺點，沒有煤油它就不亮，當然嘍，沒有油，我也不會用它的……”
卡夫卡給朋友費利斯·魏爾誌描繪了自己新的街道環境：“我住在城邊的最後半條胡同裏，胡同裏麵是果園和別墅，那個果園不是新建的，那裏鬱鬱蔥蔥，十分好看。夜裏，當萬籟俱寂、皓月當空的時候，果園裏飄來陣陣濃鬱的馨香，在別的地方，我從來沒有聞到過這種香味。往前走，是一個很大的植物園，從我家到那裏隻要一刻鍾的功夫。再往前走，在離我家不到半個小時路程的地方，有一片森林，我從來沒有到那裏去過。在那裏，一些移民建起了圍欄，看上去，真是挺漂亮。”6個星期以後，他們搬到古魯納瓦爾特街13號居住。在這裏居住期間，他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但除了《地洞》以外，其他作品都被焚毀了，這是卡夫卡要求多拉·笛雅夢特這麼做的，他還親自監督她這麼做，沒有燒毀的一部分全部丟失了。
由於通貨膨脹，造成卡夫卡營養不良，身體很虛弱，1924年1月，他給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說：“隻要我的身體不這麼虛弱，我是可以把自己的情況講一下的。在左麵，大概是多拉在扶著他，右麵大概是另外那個人在扶著他。他‘隨便寫成’的作品在給他打氣。如果他腳下的土地堅實了，他前麵的深穀填平了，在他頭上盤旋的禿鷲趕跑了，在他頭上咆哮的狂風暴雨平息了，如果這一切都能發生的話，那麼，他也許能湊合著活一陣子。”
1924年3月初，卡夫卡病危，他的舅舅西格弗裏特和朋友馬克斯·勃洛特立即趕到柏林，把他接回到布拉格。他持續發高燒，並全身顫抖。到了4月初，他已經十分消瘦，體重銳減到95斤，就連說話都十分困難，隻能在嗓子眼裏囁嚅了。在舅舅西格弗裏特的建議下，他被送進了奧地利南部奧特曼的維也納森林療養院。他的結核病已經蔓延到喉頭，被大夫確診為喉頭結核，在當時已經沒有治愈的希望了。多拉寸步不離地精心護理卡夫卡，大夫用麻醉劑和液體氨劑比林來控製他的高燒，但病情不見好轉，大夫已經無能為力了，同時，療養院的氣氛使卡夫卡感到十分鬱悶。所以，幾天後，他們又把卡夫卡送進了維也納大學醫院，當時用的是敞篷汽車，多拉一路上用自己的身體為他擋風遮寒。在維也納醫院，大夫用薄荷油來治療卡夫卡紅腫的喉頭，使他在吞咽食物時的劇痛緩解了一點，但多拉受不了醫院大夫盛氣淩人的態度，4月19日卡夫卡又被送到了克羅斯特歐堡附近基爾林的霍夫曼博士開的療養院。
卡夫卡又能吞咽食物了，但持續的高燒正無情地摧殘他的身體，醫生隻能給他冷敷。卡夫卡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了，已經顯得十分憔悴，閱讀已成了一種痛苦的事，但是，他還是不停地看書，到了4月底，他讀完了魏弗爾贈給他的《弗爾蒂：歌劇的小說》。5月初，卡夫卡的痛苦加劇了，喉頭又開始劇烈的疼痛，在咳嗽時，其痛苦更是難熬，吞咽食物幾乎不可能了。結核病已經到了晚期，能想到的所有藥物都用了，效果微乎其微，最後，還是一個有人類學思想的年輕大夫設法讓卡夫卡安靜了下來。5月12日，卡夫卡開始看他的選集《絕食藝人》的長條校樣。這時勃洛特來看望他，勃洛特在這次探望中了解到，卡夫卡想要娶多拉·笛雅夢特為妻，而且，他已經給多拉的父親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稱自己是悔悟者和回心轉意者，希望能在那虔誠的家庭中得到安身之地。但是後來，多拉的父親在征求了猶太教法師格爾勒的意見以後，拒絕了卡夫卡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