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確信，當我躺在床上的時候，自己是一隻大甲蟲，或者是一隻蟑螂，要不就是一條玉米蟲子。
我是一隻大甲蟲？是這樣的。我是這樣安排大甲蟲形象的：它好像正在冬眠，我把自己小小的腳緊貼在大肚子的軀殼上，低聲囁嚅著，對我的軀殼發出了命令，我的軀殼這時正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卷曲著身子，顯得很悲傷。不一會，我命令下完了，軀殼深深地鞠了一躬以後，便悄悄地走了。我安閑地躺在床上，順利地辦完了一些事情。
上麵這段情節表現了夢幻一樣的境界，卡夫卡上中學時，就有過類似的夢境，他夢見教授們突然聚集在一起，研究他順利升學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卡夫卡小說中的“夢境”與他生活中的夢境的性質是一樣的——說明他感到自己與現實格格不入，想逃避現實，唯恐外界的任何事物侵入他的內心世界，想用自己的軀殼與現實抗衡，以便把真正的“自我”嚴密地包裹起來。後來，卡夫卡在創作《變形記》時，就不再承認有這種恐懼感了。1913年，他得意地把這種看法寫進了日記：“在我心中，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顯然都是謊言，隻有界限的圈子才是純正的。”
由於卡夫卡在保險事務署的工作十分緊張，他在那裏工作期間，完全中斷了文學創作。也恰恰是由於這個原因，卡夫卡在那裏工作不久，就開始到處找工作。1908年8月，他被“波西米亞王國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聘用了，從此之後，直到1922年退休，卡夫卡一直在那裏工作。這個保險事務所的工作條件，在卡夫卡看來優越得多，主要是工作時間短，下午2點就下班了。這個事務所同舊奧地利的許多機構一樣，官僚作風、玩忽職守、磨洋工等弊病都嚴重存在，財政連年虧損，達15年之久，直到1908年，也就是卡夫卡到那裏去工作的這一年，保險事務所換了一位新任經理，局麵才稍有好轉。開始，卡夫卡擔任助理職員，1910年升為起草文書的秘書。在卡夫卡的“工作表”上是這樣記載的：1913年他被提升為“副書記員”，1920年為“事務所書記員”，1922年升為“高級書記員”，時隔不久，也就是1922年7月1日，他因病過早地退休了。
保險事務所的職員大多數是捷克人，他們把卡夫卡看成是一個“官員子弟”，雖然“他沒有朋友”，但大家都很喜歡他，樂意請教他，請求他幫忙。他的一個同事回憶說，卡夫卡習慣向一個雇員口授計劃，讓雇員把計劃用打字機打出來。那個雇員在經濟上很拮據。有時候，他隻好向卡夫卡借錢，而卡夫卡總是有求必應，而當那個雇員還錢時，他總是說：“你有困難，需要有人幫助，我就給你這一點點的幫助，這算不了什麼！”他從不接受雇員還他的錢。
他工作不久，卡夫卡的同事看到了他的才能，他的上司也向他頒發證書，嘉獎他“卓越的製訂計劃的能力”。卡夫卡為保險事務所擬定了很多報告，其中有幾份年度預算報告被保存了下來，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卡夫卡的工作情況。卡夫卡的工作包括處理抗議書，因為許多工廠的資本家不願意說他們的企業有危險，他們抗議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按工傷事故的可能性把工廠企業分成若幹危險等級。他的工作還包括給大企業家講授法律知識，促使他們采取預防工傷事故的措施。卡夫卡必須竭盡全力，通過保險事務所的年終報告、報紙的化名文章等各種渠道，闡述保險事業的重要性，以排除來自不同方向的阻力，特別要排除“有一些保險業務知識的大企業家”的阻力。因為這些人總是不擇手段、千方百計地不交納保險金，或者想出各種理由，故意拖延交納。當然，一些工人對保險也存在著不以為然的態度，存在著僥幸心理，以旁觀者冷淡、消極的立場看待保險事業，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保險公司所麵臨的問題，正像卡夫卡在報告中所說的：“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所麵臨的問題，同保險業本身沒有多大關係，它所麵臨的問題，主要是企業代表對保險業缺乏足夠的認識，他們也不懂保險事務中一些技術性問題，因此，在錯綜複雜的問題上，他們總是權衡自己的得失，最後選擇了抗拒這條路，就是與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相對抗，走這條路最簡單、最方便了，因為人們不需要為此找理論上的根據。”卡夫卡經常到大企業中去征集保險資金，同時催促采取必要的措施，安裝必要的防護設施，防止和減少傷亡事故。
他還受理過法律訴訟案件，處理、解決過傷亡事故。在這些大量的具體工作中，他接觸了不少的企業和許許多多的工人，看到了事故發生以後工人們遭受的悲慘命運，因為得到的保險賠償金少得可憐。所以，卡夫卡在處理、彙報工傷事故的報告中，提出了許多看法和建議，多次主張完善防護措施。如他有一份關於改善電鋸上安全軸的報告寫得就十分詳細。他寫道：
四角軸和圓軸，它們在安全防護性能方麵有明顯的區別。四角軸的刀把是用螺絲直接固定在轉軸上的，機器開動時，鋒利的刀刃以每分3800至4000轉的轉速高速旋轉；刀軸與桌麵之間有一個很大的空隙，這十分危險。工人在這種轉軸旁工作時，不是對這種危險視而不見（這樣危險性就更大），就是明知道這樣幹很危險，還是冒險地幹下去。在把加工件推向刨刀時，工人必須十分謹慎，他必須十分注意，每一節手指都不得高於加工件，隻有這樣，才能避免手指被飛刀切落。這樣的設備實在是太落後了，這樣的生產方法實在是太危險了，事故隨時都可能發生，這不是稍微小心一些就能避免的。當工人用一隻手扶在工作麵上，另一隻手把木塊推向刨刀時，加工件經常會滑落，這時，就是平時十分小心的工人，也不可避免地會讓手指帶到旋轉的刀口之中。木塊向上翹起或者往回打滑，這樣的情況是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隻要加工的木塊有一處變形，或者是枝節橫翹著，隻要刀把轉速不夠快或者運轉不正常，隻要壓在加工件上的手用力不均勻，那麼，事故就發生了。在類似的事故中，工人的幾節手指，甚至是整個手指會被切斷。
麵對這種危險，不僅是所有的操作規則，而且是所有的現成的安全防護設施都無濟於事，它們遠遠夠不上安全防護的要求。人們為了避免事故，用鉛製的護推器操作，這個推進器會自動蓋住運轉的刀口，或減少刀口露在外麵的麵積，這樣一來，又有了出事故的危險，因為推進器並沒有留下足夠的空隙，讓轉子排除木屑，這樣會經常造成刀縫堵塞，工人就會下意識地用手去排除木屑，這樣事故就發生了。試把四角軸同圓軸作個比較（四角軸為圓軸的一種），圓軸的刀把裝在擋料板上，十分安全可靠，刀把的兩端是鍥子和刀軸，手就不容易被卷進去。
從防護角度看，這種裝置的優點在於，隻有刀刃露出軸麵，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把所有的刀把裝在轉軸之內，在生產中可以采用很薄的刀把，不必再擔心它會不會折斷。
采用這種裝置以後，一方麵，手不會再卷進四角軸刀的刀縫中去了，另一方麵，即使手指卷進刀縫，最多也隻會留下一些輕傷，劃開個口子或擦去一點皮，它不會導致生產的中斷。
由於企業的抗拒態度，生產防護設施改善的速度非常緩慢。在這幾年裏，卡夫卡接觸了很多受傷的工人，他們都是因為工廠生產過程中安全防護措施不完善而致傷致殘的，很多工人傷殘之後生活非常悲慘，而資本家卻無動於衷。起初，卡夫卡懷疑保險事務所的作用，後來，他逐漸認識到，這種狀況是很久以來形成的，不是哪一個人就能改變的，他對保險事務所徹底失去了信心，氣憤地稱它為“添置的官僚窠”。他對馬克斯·勃洛特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那些工人是多麼謙遜啊！他們到這裏來，是向我們乞求的，他們不是來搗毀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把一切砸個稀巴爛，他們是來乞求的。”
這段時期，卡夫卡對社會問題越來越關心了。他在中學時期就很關心這方麵的問題，那時他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與他相反，僑居在布拉格的德國人目光如豆、碌碌無為、思想十分淺薄，卡夫卡同他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經常一個人去參加捷克著名政治家所召集的群眾集會，他還訂閱了馬賽裏克主編的報紙《瓦斯》，通過它了解政治和時事。卡夫卡不願意別人知道他在社會活動這方麵的事情，就連馬克斯·勃洛特他也沒有告訴過。他曾經參加過社會民主團體“青年俱樂部”的集會，在一些競選集會上，卡夫卡聆聽了民主主義者克拉馬爾博士、民族社會主義者克勞伐克，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蘇古帕的競選演講。蘇古帕的觀點是：德國人民對其他民族的占領是不光彩的，這種占領馬上就要完蛋了，“妥協將導致全民族的和平”。1912年，他作了關於美國選舉製度的報告，卡夫卡把報告中關於選舉的一些細節都記了下來，後來，他把這些競選方麵的材料，進行了文學加工，寫進了他的長篇小說《美國》（又名《失蹤的人》）中的競選場麵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