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讓親自為母親奉藥奉食，母親死後廬墓守喪。在元讓被拜為太子司議郎時，武則天說了句：“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這才是曆代統治者的真實目的。前麵提到明仁宗想讓孝子做官，權謹辭謝時，皇帝竟然說：“朕擢卿以風天下為子者，他非卿責也。”提升你是為了給天下為人子的樹個典範，其他事對你不苛求。這其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明昌三年（1192）三月，金章宗旌表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金章宗當時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嚐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金章宗說：“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金章宗問因孝做官的人做得怎麼樣，大臣回答這些人大多不能成事。就算是這樣的官，金章宗也不在乎，因為他覺得孝義之人品德沒有什麼問題，這樣的人用著放心，即使是偽孝也“不失為善”，還讓大臣推薦“可用者”。
南唐陳致雍在《劾中書不許旌表吉州孝子瞿處圭等疏》闡明了旌孝的重要作用：
臣竊聞中書商量，不許旌表吉州孝子瞿處圭等門閭事。伏以上古之時，人民淳素，故可無為而治。三季澆薄無常行，或可激勸而成。則旌表門閭，是其旨也。中書舍人張緯，不知大體，屢興僻論，以為鄉閭之民，苟避徭役，旌表則遞相仿效，止塞則永絕其源。此茸吏無識者之所譚，非大臣佐天子興教化之良術也。且有（闕）來孝義著聞者絕鮮。陛下之德所感，相繼有廬墓者三人。而不以為人化所滋，翻慮其遞相仿效。若相率為賊，則實害於時。相仿行孝，又何傷於政。懲惡本欲人懼，賞善本欲人勸。倘遞相仿效，則是陛下敦勸之有驗也。如不仿效，又用旌表何為？今朝野之間，不義不孝者，何嚐不有。風俗若此，正是陛下急於敦勸之秋。或小吏出此無稽之言，猶大臣必須懲絕，況居清切之司，當顧問之地，首創斯議，謬莫甚焉。噫！為人臣子者，上有君，下有親，何思沮人之為孝？夫王政之基，無先於學；人倫之本，莫大於孝。去年停貢舉，已沮陛下教人之為學。此時於激勸，又沮陛下教人之行孝。將順其美，一何疏哉！伏惟皇帝陛下至德感於上玄，廣愛刑於四海。邪見詭說，必不能上惑聰明。臣雖不才，而所務者大，所思者遠。恐或有一可之言，是以不敢不奏。
陳致雍在疏中指責了中書舍人張緯“不知大體，屢興僻論”。張緯認為鄉民為躲避徭役而偽孝，如此下去會加劇不良的社會風氣，因而不主張旌表吉州孝子瞿處圭等人。張緯的考慮其實是有道理的。陳致雍認為相仿行孝對政治無害，旌表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相互仿效，而效仿做賊而不效仿行孝，才真正“害於時”。
至於“旌孝”的效果到底如何，也要實事求是。“裏閭聞風，皆敦孝悌”是一種誇張的記載，是統治者希望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在實際施行的過程中，會有一些“走樣”。
明朝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一書中寫道：
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為激勸，即古者旌別裏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為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塚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為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猶皆未足，亦多幹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複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誇矣。
文中提到的“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說的應該就是《明會典》中“國初，凡有孝行節義為鄉裏所推重者，據各地方申報風憲官核實奏聞，即與旌表。其後止許布衣編民委巷婦女得以名聞，其有官職及科目出身者，俱不與焉”的記載。但在明朝中期，立牌坊的人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初登第者擴大到一些顯官，往往還“門有三座，四座”，而且題署還有誇張之語。這段記載不禁讓人懷疑對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的旌表能否真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