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會典·禮部三十七·旌表》載：“國初，凡有孝行節義為鄉裏所推重者，據各地方申報風憲官核實奏聞，即與旌表。其後止許布衣編民委巷婦女得以名聞，其有官職及科目出身者，俱不與焉。”這就限定了旌表的對象——隻讓布衣編民委巷婦女得以名聞，而那些有官職及科目出身的人則不予旌表。正德十三年（1518）重申：軍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行卓異者，有司具實奏聞。不許將文武官、進士、舉人、生員、吏典、命婦等例外陳請。嘉靖二年（1523）時奏準：“今後天下文武衙門，凡文職除進士、舉人係貢舉賢能，已經豎坊表宅，及婦人已受誥敕封為命婦者，仍照前例不準旌表外。其餘生員吏典一應人等，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誌行卓異，足以激勵風化、表正鄉閭者，官司仍具實跡以聞，一體旌表。”雖然對旌表對象的要求比明初有所放鬆，但可以看出擴大進來的那一部分仍然屬於社會地位較低的。
清朝也意識到：“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尚能上達，而鄉村貧窮之人，則多湮沒無聞。”為官者一定要“遍加采訪”，不要遺漏那些貧寒之人，讓普通平民百姓也能同沾恩澤。有一些地方官也能夠體恤民情，多加采訪。曾任多省巡撫和總督的陳宏謀在《廣化誨》中提到：“一州一縣地廣人多，官長不能常與民相見，遂至官民隔絕。”陳宏謀的做法是將地方風俗利弊刊示曉諭各州縣，告知百姓。州縣官還要下鄉詢問遵從的情況：“其有孝弟廉節樂善任恤之人，詢得其實，或給匾額，或當眾稱許，或量賞銀米，或給貼免差，或詳請優獎，以示風勵。”曾任多地教諭的謝金鑾在《居官致用篇》提到“下鄉之時，不厭其多”：
州縣乃親民之官，為之者別無要妙，隻一“親”字。認得透，做得透，則萬事衝然無所窒礙矣。下鄉之時，不厭其多，必輕騎減從，一簞食茶爐酒榼，行館即住民居。遇耕民則問晴雨，相慰勞與談辛苦，察其家口子婦能孝順否，兄弟能友愛否，地有遺利、人有失業否。遇秀才則與語讀書誼，入書齋察童子孰聰穎可成就，詢聽讀書，為正句讀，提講解。當說則說，當勸則勸，當罵則罵，雜以歡謔戲笑，使相浹洽。通食則山蔬脫粟皆可食，遇生則土莖蘆席皆可坐。如此所至，聞風相率而來，遇小事便與主斷，不用告狀。行之一二年，則諸鄉之是非、賢不肖皆了然於心目。如此者，何利不興，何弊不可除，何凶不可緝，而又何貧之足愚矣。
一個親民的官員躍然紙上，在現在看來也很有借鑒意義。朝廷製定的旌表政策，其效果還要取決於基層官員的貫徹執行。按謝金鑾所認為的，下鄉要“不厭其多”，與民眾吃住在一起。這樣，對那些孝順友愛之人必能了然於心，虛冒、漏報旌表的情況也會大大減少。
其實在旌表製度實行的過程中，並不能做到完全的平等。前麵曾經提到過存在差異的建坊銀兩就是一例。再有，《清會典》規定，宗室、覺羅應族表者，宗人府奏交禮部題請族表；在京八旗及各省駐防應族表者，由部於每歲三月內，谘查在京都統及駐防將軍都統，造冊報部，核議彙題；各省應族表者由督撫、學政會題，取具冊結送部核題。其在部呈請者由部核準，年終彙題，其題後行知本籍，或寄居地方，仍隨時行查督撫。並定以限期：直隸五月，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六月，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甘肅七月，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八月。以文到日依限核實谘覆，以備存案，在各省呈請者，限四月。不同的階層和地域有嚴格而詳細的時間限定，皇族和八旗在旌表上也享有著特權。
四、“裏閭聞風，皆敦孝悌”
曆代統治者都很注重鄉裏教化，他們將忠孝教化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加強對人們內心的控製，形成一種有別於政策與法律的約束機製，最終目的是保證鄉裏的安定與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比如鄉飲禮，源於周朝，最初是鄉人的一種聚會方式。後來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老敬賢的思想，使鄉人在宴飲聚會之時也能受到教化。以後曆代相沿不絕。到了清朝，各地方官於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在學宮舉行鄉飲禮，設宴招待本地德高年尊者。鄉飲一般會選德高望重的長者數人為“鄉飲賓”，與當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動。“鄉飲賓”又有“大賓”(亦稱“正賓”)、“僎賓”、“介賓”、“三賓”、“眾賓”等名號：“以致仕官（因年老體衰辭去官職的官員）為大賓，位西北。齒德兼優為僎賓，位東北。次為介，位西南。賓之次為三賓”。其中“大賓”檔次最高，一般由皇帝欽命授予。在鄉飲禮上，由監禮者舉酒致辭：“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黨。毋或廢墜，以忝所生。”“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兄友弟恭”，致辭中充滿著對忠孝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