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同與異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麵，是辯證統一的。有同異才有是非之爭，因此就必須辨明同異的本質。莊子主張合同異、不遣是非，與墨子的“別同異，明是非”的認識宗旨是根本對立的，他強調要把握本質上的同異，而不被表麵的同異所迷惑。萬物非同即異，莊子承認事物間的同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認為世道變化無常，人生隻有安命順化才能免除煩惱。但莊子反對教化的必要性和法度存在的合理性。因為人世間並沒有什麼真正不變的標準可言，一切任其自如才是最好的方式。《淮南子》提出要“別同異之跡”，並認為人之知是能夠辨別同異的。但通過對相反性質的分析，認為對立雙方是相對而言的。
同與異有現象和實質之別，同名而異實的現象往往迷惑人們的認識。“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幹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表麵性的東西是不能長久的，隻有深入事物內部進行比較，才能找出事物間差異的根源，真正通達事物之理。“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事情往往是求則不得，不求之反而得之。人不重視美與醜，則美醜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區別。事物間對立性質往往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並且缺一不可，因而同與異是無分別的，是並重的，事物往往是對立反相益。“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的“循”是依據事物內在普遍的規律，而不是以特殊的事例為準。因此，“誕”隻是權宜之舉，不可以為常。
針對事物間的同異，《淮南子》進而提出“玄同”的觀念。“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事，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取消了對立性質的差異性，萬物玄同、萬事無異，無喜怒之分、無苦樂之差、無是非之別、生死如一。既如此，則處之泰然、萬事無羈於心，最終超越了世俗的分別。“《?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由同與異是相待而成、不可截然分離的關係，最後是合異於同，得出萬物“玄同”的認識上的相對主義的結論。
（三）“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
《淮南子》認為用與不用是相對而言的，物各有其用。“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事物是相連的，但不能以表麵現象作為標準，而要深入事物內部，分析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