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理論和實踐上正確把握政治和經濟的辯證統一的關係，我們黨經曆了一個不斷探索和曲折發展的曆程，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黨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路線，在麵臨嚴重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和極端困難的經濟形勢下，黨堅持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兩手抓，有效地實行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不僅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和國內的穩定局麵，而且創造了迅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奇跡。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黨的八大及時地指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明確規定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這就是說，從這時起，我們已經由過去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為中心轉到了以發展生產為中心；雖然還存在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還要繼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階級鬥爭已不是主要矛盾。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是我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這時，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要永遠堅持政治和經濟的統一，他告誡全黨：一方麵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麵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學家和技術家，很危險。”這個時期，從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麵看，在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民主和法製建設也有一定進展。“應當肯定，總的來說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這十年在政治和經濟關係方麵出現的曲折，主要是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錯誤，隨後又把階級鬥爭誇大到不適當的程度，不能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這種“左”的指導思想的惡性發展，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嚴重錯誤。在林彪、“四人幫”的“政治可以衝一切”的煽動下，使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曆經曲折後重新回到正確路線上的一次曆史性會議。基於對曆史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使黨有可能更加自覺地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政治的關係，形成更加完善穩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正確指引了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麵展開。豐富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條基本路線的正確性。但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全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也出現過偏差。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主要的錯誤是發生在忽視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方麵，那麼在這之後的一個時期則主要是忽視政治對經濟的能動作用。這就是鄧小平所指出的：在“兩手抓”問題上，“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兩任總書記“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處理政治和經濟辯證統一關係的問題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這些對於我們今後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第一，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統一，關鍵是黨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曆史經驗表明，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其前提條件和根本保證一，就是必須堅持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製定和全麵貫徹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體現。毫無疑義，我們的事業要靠黨的正確路線引航。在社會主義時期，要確立一條能夠體現政治與經濟相統一的基本路線，就必須緊密地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這就首先要求我們必須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地位，這是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的，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所決定的。這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必須確保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同時，還要把經濟方麵的政治提到首位。如前所述，依據列寧的思想和我國的實際，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是包括階級鬥爭方麵的政治和經濟方麵的政治這樣兩個基本方麵，而重點則已轉到後一個方麵。所謂經濟方麵的政治，除了說明經濟建設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是關係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物質技術基礎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之外，還主要是指黨和國家製定的指導和規範經濟活動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這不僅要保證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而且要通過它們來調整各階級、各階層、各部門、各地區、各種所有製之間、各種所有製內部的利益關係，以及保持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正常的比例關係。當然，經濟方麵的政治，也包括在經濟、技術領域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於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自發地產生和發展，它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政治加以規範和指導，如果說上述第一個方麵的政治是從經濟外部來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話，那麼第二個方麵的政治則是在經濟活動中更直接地發揮它的指導和規範作用。事實證明，我們在經濟建設中，必須把經濟方麵的政治提到首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也才能保證黨的路線的正確。
第二，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鬥爭問題。如前所述，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客觀上存在著階級鬥爭方麵的政治和經濟方麵的政治，如何認識和處理這兩者的關係，將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堅持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也關係到能否全麵準確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過去，我們所以一再發生離開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錯誤，從認識論上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始終如一地正確認識和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階級鬥爭已不占主要地位，但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卻不恰當地誇大了階級鬥爭，輕易地改變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提法，從而導致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嚴重衝擊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損失。而在新時期也曾發生過個別領導人不能全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這時則主要表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不鮮明，不一貫，諱言甚至掩蓋階級鬥爭的事實，給人們造成了似乎階級鬥爭已經熄滅，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已經過時的錯覺，終於釀成嚴重的後果。鄧小平在總結“89風波”時指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誇大階級鬥爭，繼續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不懂得這時進行的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是要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要犯嚴重的錯誤；同樣，如果否認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並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被激化，用階級鬥爭熄滅論誤導群眾，也會犯嚴重的錯誤，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也不能得到堅持。鄧小平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誇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因而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妥善進行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反對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反對國際上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隻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統一，也才能保證把經濟方麵的政治提到首位。
第三，要正確處理物質利益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關係。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告訴我們，實現和保障人們的物質利益，是人們進行一切社會實踐活動的終極目的。馬克思曾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們的社會活動，歸根結底，也同樣是為著他們的物質利益。與過去不同的是，人們之間存在著既相聯結又相區別的整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這三者的利益以及它們之問的正確結合，推動著我國社會向前發展。我們強調社會主義政治必須為經濟服務，就包含著要重視和正確處理這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這不但要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廣大勞動者對生產資料所有權（即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與此相聯係的勞動分配權，維護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且還要通過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廣大幹部和群眾確立正確的利益觀，既要克服那種漠視甚至損害勞動者集體和個人利益的現象，更要糾正那種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一味追逐局部和個人利益的傾向。
曆史經驗表明，在經濟活動中通過思想政治工作來調動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的重要體現，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同群眾的物質利益相結合，不但群眾的積極性難以持久，甚至會使我們陷入唯意誌論的錯誤。同樣，如果隻是片麵強調物質利益，一切以金錢為導向，放鬆甚至放棄思想政治教育，不對群眾進行正確的引導，那就會使拜金主義盛行，社會風氣低迷，那就會出現鄧小平所說的：“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盛行的世界。”很顯然，在新的曆史時期，後一種傾向更值得我們嚴重注意。
三
毛澤東關於政治和經濟辯證統一的思想，對於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著力推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宏偉事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認識和處理經濟犯罪、懲治腐敗與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關係，這是我們黨在新時期麵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1982年4月，鄧小平敏銳地洞察到黨內和社會上腐敗現象滋長蔓延的趨勢，首次提出了“兩手抓”的方針。他說：“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的鬥爭，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保證。”“如果不搞這個鬥爭，四個現代化建設，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就要失敗。所以，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持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隨後在中央軍委的一次會議上，他再次強調：“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這一手。但是為了保證這個政策在貫徹執行過程中能夠真正有利於四化建設，能夠不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同時還有另外一手，這就是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這一手，就沒有製約。”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是從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高度，提出“兩手抓”方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