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確立之後，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定位就成為一個現實問題；特別是當時出現的超越階段做法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更增加了正確認識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也是引發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曆史階段進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背景。如1958年11月毛澤東召集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初步糾正了當時已經認識到的“左”的錯誤，專門討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有關理論問題和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提出要區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不能混淆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強調“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發展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並提出，從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不取決於人們的主觀願望，而取決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而在1959年初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出，究竟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指出，中國到達建成社會主義要經過一係列階段：完成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國家工業化等任務，還隻是第一階段，以後還有第二、三個提高的階段，逐步建成社會主義。這裏雖然還不是就整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來劃分階段的，但仍堅持以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來考察建成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是很有意義的。
毛澤東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探討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以及我國所處的階段問題。他明確提出，要通過生產力發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來研究建成社會主義的“邊”，即階段特征問題。他據此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毛澤東明確地把社會主義劃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的觀點，這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很有創見的豐富和發展，對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也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他還指出我國現在是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一重要觀點，不僅有效地指導了6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而且也為黨在新時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科學概念提供了理論依據。
上舉數端，說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是十分可貴的思想理論財富。但這既是一種探索，特別是起始階段的探索，就必然有它難以避免的一些特點，即認識的不成熟性、反複性和可能的失誤。我們既要充分肯定，毛澤東的上述理論成果，是我們黨在一個重要的曆史時期對這個新課題進行探索的重大成果，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貢獻，是黨後來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科學概念的理論淵源。同時又要看到它作為階段性成果還不是完全成熟和完善的，還需要在新的實踐中加以豐富和發展，包括對失誤的糾正。
二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探索中的失誤
如前所述，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既體現了一個曆史時期的成果，又不能不帶有那個曆史時期的局限。因而在這個探索中，往往是成功與挫折、正確與失誤相交織。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認識上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
其一，急於求成的冒進情緒，導致了超越階段的錯誤。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一連串的勝利，使黨內的驕傲情緒急劇膨脹起來。這種驕傲情緒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盡快改變落後麵貌的願望結合在一起，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不顧國家的國力，無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製約作用，片麵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求在短期內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這種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情緒和做法，又反過來要求改變生產關係，急於把集體所有製改變為全民所有製，急於把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當時，誤認為越公越大越純就越能體現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無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也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客觀規律，盲目誇大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在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不但把社員的自由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都砍掉了，而且還急於實現從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的“窮過渡”。對於這種“窮過渡”的錯誤做法及其造成的“一平二調”的嚴重後果，毛澤東雖然有較早的認識，多次批評幹部中存在的急於過渡的錯誤傾向，並要求在理論上劃清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但在認識上，他仍然認為人民公社是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最好形式；他還是把這種過渡的時間看得比較短。
與此相聯係的，當時還極其錯誤地提出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認為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決議還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雖然在同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對這種提法作了糾正，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人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但這時還隻是把進入共產主義的時間推遲到15年、2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顯然也是不切實際的。
這種超越階段的空想論，是當時“左”的指導思想的一個重要根源，它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後果。
其二，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導致了混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大過渡論”。
1959年反右鬥爭之後，隨著國內階級鬥爭擴大化迷誤的不斷升級，逐漸形成了混淆發展階段的“大過渡論”。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規定，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之後，即是過渡時期的終結。這大體上就是斯大林的“小過渡”觀。1956年我國就是按照基本完成了生產關係的變革（發展生產力的任務還要繼續），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就意味著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轉變。但是，反右鬥爭擴大化錯誤發生後，毛澤東開始對國內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使資本主義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使個體所有製轉變為集體所有製，“這個鬥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長時間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這樣，又從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角度，重新界定過渡時期的終結。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正式提出：“我國現在還處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時毛澤東也認為我們是處在馬克思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馬克思實際上是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按照這樣的思路，1963年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設》中，進一步明確指出：“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以前，都是屬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這就實際上把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都納入“過渡時期”，嚴重混淆了發展階段。這種“大過渡”的觀點，為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之後仍然要“以階極鬥爭為綱”提供了理論依據。
我們黨在這個時期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對我們還處在“不發達的”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是成熟穩定的，完全清醒自覺的。但應該看到，在我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及其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為新時期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從而使我們黨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達到了清醒而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