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指出黨的監督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人民群眾的監督，二是黨內的監督，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鄧小平說：“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八大強調了這個問題。毛主席最近特別強調要有一套章程，就是為了監督。毛主席說，要唱對台戲，唱對台戲要比單幹好。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因為我們如果關起門來辦事，憑老資格，自以為這樣就夠了，對群眾，對黨外人士的意見不虛心去聽，就很容易使自己閉塞起來，考慮問題產生片麵性，這樣非犯錯誤不可。所以毛澤東在革命勝利之後再三強調這個問題，這是看得很深很遠的。”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在強調發揮黨的和群眾的監督作用的同時，還十分注意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兩個萬歲”的思想，他說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他特別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誌中很少不同意見，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把黨同民主黨派的關係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進一步肯定了這一方針，並強調：“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麵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他曾風趣地對黨的高級幹部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我們共產黨有“二怕”；一“怕”農民，二“怕”民主人士。這裏所說的“怕”，實是宛如君子之冀得諍友。這充分反映了這時毛澤東是真誠地希望得到黨外的監督，意識到民主黨派的監督對於執政黨的重要意義。這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互相監督，首先應該由共產黨請人家監督”，“多一點監督，做起事來，總要小心一點，謹慎一點”。應該說，通過民主黨派的監督，保證黨的決策的正確性，是毛澤東黨派互相監督思想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這裏還要指出，毛澤東在探索能夠保證黨和國家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時，也同樣重視製度建設的問題。1965年毛澤東在井岡山同陪同的同誌一起探討什麼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的時候，特別強調士兵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當有人提出現在工廠有工會，農村有農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毛澤東說：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力。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他特別提出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有沒有製度管住他們的問題。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是從製度上思考拒腐防變的問題，在這裏，他仍然是把人民群眾作為權力的主體來考慮的。
六 要高度重視執政條件下的黨風建設，必須堅決反對和防止官僚主義及特權思想，始終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本色
毛澤東把在執政的條件下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看做是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他指出，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完全違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同黨和人民政權的性質根本對立的。毛澤東根據執政的特點和肩負的新的曆史使命，為防止黨和國家政權由社會公仆向“社會主人”蛻變的危險，始終把反對官僚主義及特權思想、密切聯係群眾，作為執政條件下黨風建設的一項重大課題，常抓不懈，並指明這是一項長期的鬥爭任務。
早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就告誡全黨，要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這實際上指明了黨將長期麵臨著勝利後的執政的考驗。這時中央領導集體也一再指出，一些共產黨員在執政後由於經不住考驗而變質的危險，認為像中國這樣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一種特權的思想和作風。這種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做是個人的專利、專權，它不但會表現在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百姓的工作作風上，而且也會表現在以這種特權來謀取個人的私利。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再要求黨的幹部要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是一種高級趣味。他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反映的問題”。他強調官僚主義對黨的事業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它嚴重損害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根本違背黨的性質和宗旨；它妨礙群眾積極性的發揮，嚴重阻礙黨和國家民主生活的正常發展；如果聽任官僚主義滋生和蔓延開來，勢必會最終毀滅我們的黨和黨的事業。這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他對那種依仗權勢，高高在上，貪贓枉法，草營人命等官僚主義的惡習深惡痛絕，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要敢於挺身而出反對官僚主義。
毛澤東認為，要反對官僚主義作風，就要建立起良好的黨群和幹群關係，要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說，全國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他強調，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和監督。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就是說，隻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黨和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才能有效地防止和製止特權思想的滋生。
毛澤東認為，要防範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滋生，還必須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進領導方法。為此，他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他認為機構龐大，部門重疊，人浮於事，勢必為官僚主義滋生造成一個有利的條件，主張在一不死人二不費事的條件下，黨政機構要進行大精簡；又如，認為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於社會主義製度來說是一件根本性的大事，他說，我們的經驗，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幹部的，他並為此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再如，對實際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的問題也有所察覺，曾針對幹部隊伍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傾向，提倡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他認為，幹部的下降，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又利於實行領導班子的精簡和調整。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曾身體力行地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並考慮在將來適當的時候也不再任黨的主席，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出於對領導職務任期製的考慮，認為領導職務不能超過兩屆，等等。
執政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問題，是實踐中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課題。雖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使黨的建設受到了損害，但應當肯定，他在這方麵的探索和實踐，使黨經受住執政的嚴峻考驗，成為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核心。毫無疑義，毛澤東關於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思想理論財富，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