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張黨內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這不僅表現在黨內要有健全的民主製度，而且在實際上黨內要廣開言路，讓人講話，形成濃厚的民主氣氛。他說：“黨內民主的實際，就是容許任何不同意見的提出與討論。”這種形式上民主同實際上民主的統一，體現了無產階級民主製的特點。他特別指出，領導者要創造條件讓群眾敢於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他說：“對於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他提出：“必需容許少數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有充分發表意見和保留意見的權利。”他嚴厲批評那種不讓群眾講話的惡劣作風，他說：“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
毛澤東重視從製度上健全黨內民主。他說：“實現黨內民主的辦法，是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製度。我們黨內是有民主的，但是還不足或者缺乏，現在要增加。”他曾設想過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代替幹部會議，來擴大黨內民主。1955年3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有人建議一年或者兩年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使同誌之間互相監督，我認為可以考慮。誰監督我們這些人呢？互相監督是好辦法，可以促進黨和國家的事業迅速進步。”“所以，定期召開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同誌間互相監督，促進黨和國家事業迅速進步的好辦法。”這是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製度、發揚黨內民主的好辦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一黨委製，是民主集中製要求的一種領導製度，它也體現了民主的原則。毛澤東指出，它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獨斷的重要製度。他反複強調：“隻有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保證黨的隊伍的不可動搖的團結一致。”他認為，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原則，它能防止分散主義，能防止黨內個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動，“因此必須特別強調和認真實行黨組織和集體領導製度，而決不可以不適當地過分強調任何個人的英雄作用，決不可以使共產黨員由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他特別指出，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他認為，在黨委會中一切由第一書記說了算，是一種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不正常的現象。他說：“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同時他還提出，在堅持集體領導的基礎上，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使個人的智慧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這樣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
毛澤東在強調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在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他認為，黨沒有民主不行，但沒有集中更不行。沒有集中，就不能形成統一的認識，統一的政策，統一的計劃，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行動，一句話，如沒有集中統甲的黨，革命和建設任務就不可能完成。他強調黨內要有鐵的紀律，要嚴格實行民主集中製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對於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特別指出，這是多數服從少數，這個少數是代表多數的。這就是說，中央要善於集中全黨的智慧和意誌，以自己正確的路線來體現這個多數。
在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上，毛澤東還根據黨的曆史經驗，明確提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建設目標。這就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
四 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如何保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毛澤東在黨的建設的具體措施提出中的一個重要問題。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就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具體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當具備的條件。隨後不久，他又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要求全黨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實際上把培養接班人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問題，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要求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骨幹。雖然毛澤東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還留有“左”的痕跡，但從總體上說，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確實指明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至關重要的根本大計，是防止“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保證。
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特別指出，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具有長遠意義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個現實的緊迫任務。
毛澤東還總結了國際的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要具備的五項條件。毛澤東提出接班人的條件，是有機聯係的一個整體要求，是對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骨幹的基本要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夠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是革命接班人條件的核心內容。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已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所證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同樣需要馬列主義作為指針，因為馬列主義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指導，就不會有正確的社會主義實踐。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隻有依靠馬列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十分強調青年人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觀點，“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他反複教育幹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馬列主義的，不搞修正主義的。第二，強調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誌。我們黨的性質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前後，毛澤東充分意識到在執政的條件下黨所麵臨的嚴峻考驗，不斷告誡全黨要警惕由人民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危險。而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計到新的一代的生長環境，有可能淡忘和背離老一輩所培育的革命傳統。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在1963年他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就說過：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困難，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鍛煉，要靠老一輩的人把過去的經曆告訴他們，對他們進行教育。在毛澤東看來，是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第三，特別提出革命接班人還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這主要是善於團結大多數人，有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這對一個領導骨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條件。
應當說，毛澤東關於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思想，以及相應的要求條件，對於黨的事業、對於幹部隊伍的新舊交替，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五 要重視製度建設，進一步健全黨的民主監督機製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在領導革命根據地的建設中，就十分重視黨內的監督和監察工作，強調共產黨員“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應該受人民的監督”。隨著全國革命勝利的日益迫近，毛澤東開始把注意力放到如何通過必要的監督手段來防止黨內可能出現的腐敗問題。他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的最後部分，就突出地講了這個問題。二中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規定了六條：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拍掌；四曰少敬酒；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恩、列、斯並列。這可以說是有關黨內監督的一個製度性規定。
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要從製度上加強和完善黨的監督工作。他在領導製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曾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章程就是製度，這對於黨及其監督工作來說，同樣是這樣。他從黨能否在執政條件下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先進性，能否順利完成曆史賦予我們的使命的高度，引導全黨認識黨的監督工作的重要性及製度建設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他特別指出：“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汙、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他強調黨內同誌之間要互相監督，這樣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事業不斷進步。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專門寫道；“黨依靠這樣的大會製定路線，監督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