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探索涉及的麵廣，它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毛澤東提出“以蘇聯為鑒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時，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報告。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他在報告中，從批評體製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係列重大關係。報告的前五個關係，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它通過對產業關係、地域經濟關係的分析，實際上是試圖提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後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概念）；而後五個關係，論述了關於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係與問題。這反映了這次探索所涉及的麵已相當廣，涵蓋了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
第三，探索達到相當的深度，初步涉及體製方麵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主張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以吸引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強調要給地方、企業一定的獨立性和權益。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重視價值法則的作用。這時，陳雲還就所有製生產和流通方麵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經濟的具體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所作的創造性的構思。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雖然還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性重大課題的探索，確實為後人做了開創性的工作。當然，這些理論觀點並不都是成熟和完善的，它們還有缺欠，還不夠完善。這是並不奇怪的。任何傑出的曆史人物的思想和實踐不可能不帶有那個曆史時代的局限。應該看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還不長，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更短，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和我國的基本國情獲得全麵的、正確的認識不能不經過艱苦的探索，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毛澤東本人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就說過：“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說：“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正因為如此，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程中，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貢獻也往往與失誤相互交織或交替出現；他提出的許多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觀點，有的還不夠成熟，有的處於萌芽狀態，有的未能付諸實施，有的沒能堅持下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確實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做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準備。
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一理論的形成，薄一波所作的“始於毛，成於鄧”的概括，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核心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
鄧小平在新時期談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時，他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人的具體的研究。”他同毛澤東一樣，善於從哲學的高度，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思考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
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是伴隨我們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而產生並不斷走向完善的。應當說，在新時期初始，鄧小平提出改革的任務時，還主要是從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角度講的。隨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和改革力度的加大，鄧小平也逐步深化了對這場改革性質的認識。1980年8月，鄧小平在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中，強調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組織製度是一個帶有根本性、全麵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並提出要對現行領導製度存在的各種弊端進行改革。這就從製度的層麵，從重新審視現行體製和政策的角度，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和意義。1982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機構精簡的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同年10月，他又指出：“這幾年進行的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並說：“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到1985年3月，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
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這個命題，是準確地反映了這場變革的深刻性。當然，這裏所說的“革命”，不是在原來社會革命的意義上說的；所謂“第二次革命”，是同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建立的第一次革命相比，在社會變革的深刻性和產生的影響與作用來說，具有同樣的意義。從近代中國的曆史要求來看，主要是要解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兩大任務，如果說第一次革命首先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為國家富強開辟了現實道路和廣闊的前景；那麼，第二次革命就是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富強的曆史使命。這在社會變革上說具有同等的意義，所以鄧小平把這場改革稱為“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業，是偉大的實驗，是一場革命”。
所以，這場改革的深刻性，從廣度上說是從城市到農村，在全國範圍內涉及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麵的全麵改革；從深度上說，它不是對原有體製細枝末節的改動，而是帶根本性的變革，從而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強大動力。鄧小平關於“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的論斷，充分反映了這場變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馬克思確立的唯物史觀提示我們，社會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在於人們的經濟活動之中，他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他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所以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生產力，打破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起了解放生產力的偉大作用。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的確立，無疑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但應當承認，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製度仍存在不完善的方麵，這不完善的方麵如果不及時地加以調整和改革，仍然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阻礙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學習蘇聯經驗建立起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和工業化起步時期曾起過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建設的深入擴展，這種體製的弊端，主要是中央權力過分集中和對市場經濟的排斥，就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改革也就是要打破這種“障礙”，這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特別指出：“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正是從解放生產力的角度，表明改革具有革命的意義，是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深刻革命。
從這裏可以看到，鄧小平明確地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同具體製度即經濟體製作了科學的劃分，指明經濟體製（即生產關係方麵）如果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仍有可能對生產力起阻礙作用。這種生產力與經濟體製及其他體製的矛盾，雖然並不表現為是同基本經濟製度（以公有製主體地位為主要特征）的矛盾，但確實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這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反映了它的不適應方麵。
在這裏，鄧小平明確地把改革作為我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提了出來。有學者認為，毛澤東隻提矛盾是動力，沒有提改革是動力，表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徹底。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如前所述，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特點，指出社會主義的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自身的調整而得到解決。在一定意義上說，調整就是改革。何況，這時毛澤東已經多次提出改革的問題。鄧小平在新時期強調改革是動力，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確實深刻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要求。但從哲學上說，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則是解決矛盾的途徑和方法。因此可以說，矛盾是根本動力，改革是直接動力，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應當肯定，鄧小平把改革作為直接動力提了出來，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