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改革潮流，是同蘇共20大這個國際背景緊密相關的。在毛澤東為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而開展調查研究期間，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批評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對此，毛澤東曾說，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就前者而言，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他強調，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否則革命就不能勝利，社會主義就不能成功。這個認識，對於這次調查研究工作是有積極影響的。就後者而言，毛澤東清醒地看到，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有可能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有可能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逆向發展。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預見的正確性。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曆史和曆史經驗這樣一個問題。這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改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的根本性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如果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被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將會被顛覆，社會主義改革也將走向反麵。毛澤東主持撰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科學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從方法論上回答了正確對待曆史和曆史經驗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具體經驗（包括錯誤經驗）加以區分，前者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性，有普遍意義；後者則屬於體現蘇聯一國特點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一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於正確理解和處理共性與個性的關係，正確學習外國經驗，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時期指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多次指明要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樣兩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證，並且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些重要思想，對於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黨的十七大深刻總結了改革開放近30年的曆史經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體係的內涵作了深刻闡述，這就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國在當代的運用中得到創新發展，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係的科學定位。體現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原則。這個重要思想是我們在實踐中必須一以貫之地加以貫徹的。
再者，毛澤東熱烈企盼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是既強大，又可親。1957年3月，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在講話提綱中寫道：“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這是對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既形象又具體的說明，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有的內在魅力。
毛澤東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時，也是圍繞著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環節展開的。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著重論述的幾個關係，都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矛盾，而且主要是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在他看來，隻有生產力發展了，經濟搞上去了，才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他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曾尖銳地指出：如果生產還上不去，你像什麼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當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後，毛澤東把“進入”社會主義和“建成”社會主義作了明確的區分。他一再指出，之所以說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成，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他強調：“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這裏對時間的估計雖還過短，但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要有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這無疑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還需要指出，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建成社會主義，主要是指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建立起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使社會主義在相對鞏固的基礎上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所以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認為這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裏所說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後來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並規劃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麵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雖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受到嚴重幹擾，造成曆史的不幸，但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對於我們認識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仍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啟迪意義。
毛澤東曾說過，他不喜歡落後的中國，而喜歡進步的中國。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描述了新中國的光明前景：“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他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他熱切期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人民生活富裕，民主完善，文化教育極大發展。他認為，隻要保持快速的發展，“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澤東所說的“可親”，首先表現在黨和國家同人民的關係上，他一向倡導黨和國家機關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他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了人民手中，但由於曆史的原因，人民群眾掌握的權力還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問題。毛澤東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他要求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要樹立一切為了人民的觀點，樹立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這不但要以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體現群眾的意願，為群眾謀利益，而且要把這種群眾觀點內化為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以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同人民群眾的關係，不單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係。他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在毛澤東看來，隻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憲法的神聖內涵。
同時，也是基於對社會主義社會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毛澤東通過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和表現形式的深刻分析，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從而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非對抗性的矛盾。這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這一經濟製度的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與生產資料相脫離的曆史，結束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雖然還存在利益之間的矛盾，但這不屬於根本利益的衝突，是可以通過民主的方法加以解決。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這表明，我們所說的可親、和諧，並不是沒有矛盾、沒有衝突的，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這種矛盾的性質並采取正確的解決方法，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可親與和諧的目的。隨後，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一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正是社會主義國家既強大又可親的寫照。
毛澤東所期望的既強大又可親的國家狀態，同樣是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理想目標，特別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