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初步建立起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結束了新中國成立前長期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狀況，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運輸業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與此同時，文化教育衛生事業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麵，人民生活獲得明顯改善，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現象正在逐步消滅，人民政府還以最快的速度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倡導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這一切，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複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執行並有望提前完成的基礎上，從195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盡管有過失誤，付出過很大代價，但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一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到1966年，建成並投產的限額以上的大中型項目1198項，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興建了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我國的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等，大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的基礎，填補了我國工業上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木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麵。10年中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長，1966年同1956年相比，鋼鐵、煤炭、石油、發電量、機床分別增長了245%、129.9%、1154%、397%和112%。二是，農田基本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興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水澆地麵積增加2600多萬畝，拖拉機擁有量和化肥施用量增長六倍以上，機耕麵積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農業技術改造的積極開展，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在糧食、棉花增長幅度較大的同時，經濟作物也獲得一定的增長。三是，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到1956年，專門的科學技術研究機構達到1714個。各個產業部門建立了具有相當規模裝備、條件較好的科學研究中心。全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達到12萬人，科技隊伍從1957年的120多萬人增加到1963年的230多萬人。在資源勘探、交通運輸、工農業生產、醫療衛生技術以及基礎科學理論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新的突破。高新科技得到一定發展。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從1956年起步的，到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的第一枚運載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國先後兩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從而打破了國際上的核壟斷。1965年著手製定發射入造地球衛星的空間計劃和相應的各方麵研究工作。這些都有力地顯示了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四是，文化教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學校教育的規模和質量都有很大提高，新建和擴建的各類高校近30所，10年中高校畢業生達到139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的規模和質量也有很大提高，各類業餘教育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各行各業職工的文化素質。這10年間，各條戰線都培養出了一大批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學有專長並逐步積累了豐富經驗的骨幹力量。與此同時，繼續保持和發揚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國家經曆了重大挫折，經濟建設也受到嚴重損失。但應該看到，在這一曆史時期，由於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特別是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艱苦努力，使經濟建設在總體上也得到一定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年，由於有上半年增長的基礎，1966年國內生產總值仍比上年增長10.7%，工業總產值增長20.9%，農業總產值增長8.6%。1967-1968年是局麵最為混亂的兩年，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67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下降5.7%，工業總產值下降13.8%，農業總產值僅增長1.6%。196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業總產值下降5%，農業總產值下降2.5%，這一年社會生產的規模隻相當於1966年的86%。從1969年開始的七年，由於各方麵的努力，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3%。而1976年則因受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重衝擊和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6%，其中工業總產值僅增長2.4%，農業總產值下降0.4%。
總之，從1953-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是偉大的曆史性成就。
在外交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成立後麵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美國不僅拒不承認新中國，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國家承認，並阻撓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其目的是要通過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從而使新中國政權無法立足。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幹涉。”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區別不同國家對我國的不同態度，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的外交關係，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作用。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國家企圖封鎖中國的鏈條。1971年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促使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到1976年，在當時世界上獨立的130多個國家中，同我國建交的達到111個。在國際上樹立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尊嚴形象，贏得了朋友，贏得了聲譽，為鞏固我國革命勝利成果，加強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促進入類和平進步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十七大指出：“我們要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正確結論。
三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再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提出現在要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為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指明了方向，是我們今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源頭，對我們當前的實踐有重要的指導和啟迪意義，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艱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實踐的一個主題。準確地把握和踐行這個主題，仍然是我們今天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課題。
毛澤東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講話，是開辟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充分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國成立之初，“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所以在探索中，毛澤東是緊緊地圍繞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尋找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主題而展開的。
強調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絕不是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並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但學習外國要有正確的態度。在毛澤東看來，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全盤吸收這兩種極端，都是完全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認為教條主義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他以學習蘇聯為例，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什麼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毛澤東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和方法，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其次，毛澤東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這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共同的，但具體道路有別。不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既有共性即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有個性即體現本國的特點；因此評價一種模式的得失，就要善於把這兩者加以區別，既要肯定其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對體現其本國特色部分作具體分析。我們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把體現這種共性和個性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