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祠是為紀念清代官僚朱圭而建的生祠，創建於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正廳內原供奉朱圭的“長生祿位”牌座，院中建有磚雕碑樓一座，碑名《憲諭修理卦山功德碑》，記載了交城縣百姓與知縣莊繩祖圍繞卦山風景林木產權歸屬而發生的一樁公案始末。
卦山柏林800畝，是卦山名勝古跡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與寺廟古建築猶如紅花綠葉，唇齒相依，曆來受到地方百姓和寺廟僧人的竭力保護，並且逐年向官府繳納錢糧（稅金），屬於“民間公產”。根據慣例，將枯死或因山洪衝倒的柏樹變賣之錢財積累，用於寺廟修建。這是一種以山養山、以廟養廟的基本方式。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交城知縣莊繩祖（1717—1791年）認為其銀應歸官署收入，不能用於修廟。這筆錢連同曆年積累，共計白銀1000餘兩。為此，地方百姓與知縣發生分歧，官司最後打到山西布政使衙門。上任不久的布政使朱圭委派太原知府博爾敦親來交城實地調查，結果表明，卦山所屬土地、林木、寺廟等財產向來係民間集體所有，由本縣僧民進行保護、管理和修理，從無二議。為此朱圭批示：“民間公地，係有主之物，不便官取生息。前向柏板估價1000餘兩，應聽該都士民自行變價，盡數作為修理天寧寺及書院之用。有餘不足，毋庸官為經理。”山西巡撫鄂寶也批示：“如詳轉飭，遵照辦理，各憲存案。”（清·王思忠《憲諭修埋卦山功德碑》）這場官司最終以交城僧民勝訴而結案。之後，卦山天寧寺大修工程順利進行，“凡隸此山者，靡不煥然一新。而此山之所以煥然一新者，皆朱公之所賜也，其可忘也耶！”
朱圭的事跡
朱圭（1731—1806年），字石君，號南崖，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大興縣）人。自幼聰明過人，早有“神童”之稱。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18歲即中進士，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湖北按察使調山西，次年遷任布政使。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卦山朱公祠建成之年，他奉詔入京，授侍講學士，入直上書房成為顒琰（yóng?yǎn，乾隆皇帝第十五子，即後來的嘉慶皇帝）的老師。他以古今賢哲的業績諄諄教導這位未來的皇帝，深得顒琰的敬重和信任。
朱圭任山西布政使時，與陽曲縣（今太原市區及北郊一帶）知縣吳重光友善，頗為默契。乾隆四十年（1775年）朱圭奉調入京，但宦囊羞澀，不得不向相知相熟的吳重光籌借差旅車馬費用。事隔數年，吳重光移官代州（轄境相當於今山西代縣、繁峙、五台、原平四縣）知州，已將借錢事漸漸忘卻。忽一日，從北京專程來了一個騎馬的人，送還原借200兩銀子，並有朱圭寫的一封書信。信上除寫明感謝之意外，並托其索回借條等語。吳重光因延時已久，好不容易才找到借條交給差人。廉正之風令人敬佩。這個故事見於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轉錄清·焦循《雕菰樓集·書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朱圭晚年官居大學士（相當於宰相），始終持躬勤謹，清介廉潔，清苦如寒士。窘迫時，他甚至連皇帝賞賜的貂裘也送進了當鋪。死時臥處僅有布被布褥和殘書數篋，見者無不悲戚。嘉慶皇帝親臨祭奠，進門即失聲痛哭。挽聯中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是對其高貴品質的定評。朱圭墓在北京西南趙辛店（《朱圭墓誌銘》作“二老莊呂村舊阡”），今有地名“朱家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