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流傳的主要學說是把般若學與玄學調和起來。“般若”意譯為“智慧”，是從深刻地體驗真理所得到的特殊的智慧，如佛在菩提樹下獲得的體驗真理的智慧。當時的佛教徒用人們熟悉的老莊思想比附般若義理，這種方法叫“格義”。這種純以中國傳統學術觀念譯解佛經的方法，反映了佛學對玄學的依附。僧肇（384—414年），是東晉著名的佛教高僧、學者、理論家。他的思想是佛教般若學與魏晉玄學相結合的產物，僧肇將般若學中觀理論與中國老、莊思想相融合，在“六家七宗”的基礎上建立“不真空論”，完成了佛教般若學由對玄學的依附到融合的轉變，玄佛合流蔚為時代思潮。由於玄學本身是儒道兼綜，因而兩晉的玄佛合流，實際上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意義。這是中國佛教華嚴宗產生的土壤。卦山天寧寺有唐碑《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第一句就是：“坎象至高，山位表陰陽之度；佛乘最妙，四諦斷生滅之疑。”
言簡意賅，充分表明了唐代佛教寺院選擇這裏建寺的基本用意和兩者的有機聯係。
至少說在唐貞觀元年（627年）卦山天寧寺建寺之前，還沒有證據證明這裏已有道教寺觀的存在。貞觀元年時，唐太宗李世民並不支持佛教，他反對佛教的“報施之征”，態度十分明確，在這個背景下佛教膽敢“侵占”道教的“地盤”是不可能的。隻能是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佛教在東漢時代傳入中國，而道教也在東漢時代成型。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所以能在中國打開市場，關鍵在於它與中華民族固有的優秀曆史文化的合拍、磨合、協調，成為“中國佛教”。卦山天寧寺所奉行的“華嚴宗”，成立較晚，而它的理論經典中融洽了更多的中華民族本土文化，包括玄學，乃至儒、道家的東西在內。從這個立足點來看問題，佛教天寧寺與“卦山”珠聯璧合，融為一體就不足為怪了。千萬不可認為“卦”是道家的專利。
卦山周邊有杏壇山、王山（原名虎頭山），有白鹿山，有臥牛山，有錦屏山，有石壁山等，都是以山的地形特點命名的。卦山得名可能很早，並不是非得建起道教宮觀才會給山命名；換句話說，天寧寺建在“卦山”，並不等於是對道教的侵權。俗話說“天下名山僧占多”，像卦山這樣地形環境優美的條件，肯定不會例外。上溯到北朝時期，晉中、太原地區的名山勝跡也都是佛教占優勢的，沒聽說過有哪座山原是道家的被佛家侵占了。其次，卦山所以名“卦”，是自然地形地貌的某些巧合，實際上卦山有些方位所表現的“卦象”就十分勉強。如果真要以卦山的“卦象”巧合來研究卦易哲學，是不科學的，千萬不能把卦山作為研究易學的“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