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長達20年，國家財政金融大權一直由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輪流執掌，他們又都是國家元首蔣介石的至親，權傾一時，國民黨與家族的利益可以說是榮辱與共，息息相關，“公誼”與“私情”之間往往難以區分。
以往“四大家族”的稱號雖然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卻早已深入人心；近年來隨著大批珍貴史料的刊布，重新分析蔣介石與孔祥熙、宋子文之間的關係便成為曆史學家深感興趣的問題。本文旨在多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台北“國史館”珍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典藏的財政部、監察院檔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存放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以及蔣介石身邊重要人物的日記和回憶為線索，探究蔣介石與孔祥熙的關係為何如此親密，特別注意的是分析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蔣介石對孔祥熙態度的轉變及其原因。
一 信任有加，百般維護
孔祥熙早年雖然亦曾赴美留學，但他卻恪守中庸之道，不像宋子文那樣西化，為人世故圓滑，態度和藹，馴服聽話，人稱Yesman或哈哈孔（H.H.Kung），特別是在演講時更是滿麵笑容。孔祥熙的部屬、行政院參事陳克文曾這樣形容：“其實他的笑痕是時刻掛在嘴上的，加以他豐滿光彩的麵頰，令人一見便聯想到戲台上天官賜福的麵具。他真是生成財神的臉孔，他這樣的臉孔也是政治活動上一種幫助，可以使人易於親近。”
當年他和夫人宋靄齡全力支持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而宋慶齡和宋子文則堅決反對，因此孔與蔣的關係早就非同一般。1933年10月，宋子文因政見及理財方針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而辭職，孔祥熙便正式接替了財政部部長一職，同時還身兼行政院副院長及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在這之後，國內經濟不但沒有陷入危機，相反經過一係列的改革，財政金融和經濟建設出現了一番新氣象。更重要的是，孔祥熙與宋子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對蔣介石的命令幾乎是言聽計從，這就讓蔣對孔更加信任和放心。1936年1月國內銀行界和政界中有人策劃倒孔，特別抨擊孔在經營公債中舞弊謀利，但蔣介石卻表示“倒賣公債者係宋子文，而孔祥熙夫婦則甚可信”，孔祥熙亦對外聲稱“有人謀攫財長，彼必奮鬥”。1937年4月，孔祥熙曾以國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歐洲和美國，尋求和爭取西方的援助，取得重大成果；回國後更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長，並仍兼任財政部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地位之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集大權於一身，由此也可看出，此時蔣介石對孔祥熙是非常信任的。
但是孔祥熙卻公不忘私，在處理國家事務中不僅絲毫沒有放棄個人及家族斂財的活動，反而利用職權，以權謀私，拿回扣，辦公司，大發國難財。他曾對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說：“財政經濟在書生看來甚為複雜，其實很簡單，即是生意而已。”他甚至公開說，他本人因為就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領略此道”。難怪擔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組長的唐縱聽了之後都認為“怪哉此論也”！
如果孔祥熙真像他說的那樣，將其經商的智慧全部用在治理公務上，那倒也是國家之福；但他的確是一個生意人，公不忘私，而且他不僅自己經商，還讓其子女參與投機，僅從購買軍火中就獲得極大利益。在國際軍火市場上，中介人收取傭金是通行的潛規則。當時中國購買軍火主要是通過中央信托局暗中進行的，孔祥熙是該局理事長，他的兒子孔令侃大學剛畢業即以理事的身份長駐香港，全權負責購買軍火，並從中拿取回扣。孔祥熙剛剛就任行政院院長，院內的參事秘書就有諸多議論，矛頭直指他的子女。有人說：“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滿十六歲之女兒處理，言下憤極，謂尚未有開苞資格的臭丫頭居然處理國事，我們尚何必再做此官耶？”有人還說：“最近孔以向美定購飛機之權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舊機，每小時不過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憤，但終無法補救雲雲。”陳克文聽到這些傳言後不禁在日記中記道：“孔常於會議中歎雲‘如此中國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滿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
廣州淪陷後，陳克文的同事李樸生自澳門來信述及廣州失陷前後的廣東和港澳地區的情況，其中談到“駐外公務員行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長公子令侃在港揮霍，冠於一時。此皆抗戰期間，足為氣短之事也”。他還援引港粵兩地流傳甚廣的一句口頭語，叫做“爹爹在朝為宰相，人人稱我小霸王”，“蓋指孔院長之公子令侃也”。
孔祥熙父子這種明目張膽的斂財行徑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就連國民黨高層亦為之側目，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後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王世傑就曾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他對孔祥熙的觀感。1938年2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來中外人士對中央信托局（孔為董事長）購買軍火指摘殊甚，謂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電告知蔣委員長，孔氏在會議中力為辯護。”王世傑本人也認為孔任院長後內政外交處處被動，毫無成績可言。同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王世傑獲悉傅斯年等20餘名參政員正準備聯名致函蔣介石，反對孔祥熙繼續出長行政院。10月30日孔祥熙出席會議並報告財政，受到參政員“嚴重之詢問”；11月6日，參政會閉會，“多數人頗不滿於孔院長，孔院長在會場中亦悻悻然”。11月9日，孔祥熙出席最高國防會議，亦“以參政會同人頗多表示不滿，微露消極之意”。時任銓敘部次長兼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的王子壯也在日記中寫道：“孔之用人，據一般人批評確有若幹之不當，以其甫及二十之長子，主持關係國家前途重大貿易信托局，少年得誌，淩駕一切，外間且攻擊其弊竇叢生。”因此他認為：
“此事涉國家，且為彼之親屬，理宜從嚴徹查，糾正錯誤。但蔣先生於到重慶之初，舉行紀念周之餘，盛稱孔之辦理財政卓有成績，至外間有若幹之攻擊，經調查結果，或無其事，或係低級人員之錯誤，輕輕一句，頓消前失。”然而實際情形則是“重情節者諉諸小職員，餘則悉予以粉飾”，那麼被處理的人當然會“自怨其非當局之至親而已”。對此王子壯不禁感歎地說：“處此亂世，信賞必罰，極端重要，蔣先生每屢言之，何行之不篤耶？”
由於通貨膨脹導致財政危機日益加劇，陳誠、白崇禧這些軍頭“均對孔庸之極表不滿，並深感財政前途之危機，將向蔣先生有所陳述”。他們要表達的內容就是以宋代孔，為此王世傑亦向蔣介石提出重新起用宋子文為財長的建議。蔣雖然也一度同意，但宋卻表示就任財長的先決條件是，孔必須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之職，蔣因而拒絕。他甚至一度曾考慮“財政部應否自兼及其利害如何？其利在集中統一與肅清貪汙，整頓財政；其害在業務太多太繁，又恐不能專心整頓，予人口實”。蔣介石曾對王世傑解釋：“你們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這個人做人很有中國人的風度，他自己不要錢。至於宋子文這個人則是西洋人作風，並不講道義。”蔣介石如果說孔祥熙有中國人的風度是說他為人處事圓滑世故，麵麵俱到，尤其是對蔣幾乎是唯命是從，倒是有一些道理；但若說孔“自己不要錢”，那可就是說瞎話了，後來的事實也讓蔣介石無話可說。
蔣介石對孔一直信任不疑，並屢加保護，對於這一點蔣介石的親戚和侍從都看得很清楚。戴笠曾向其屬下轉述蔣孝鎮（蔣介石侄孫）說的一句話：“委座之病，唯夫人可醫；夫人之病，唯孔可醫；孔之病，則無人可醫。”唐縱聽了，覺得確實是這麼回事兒。
然而孔祥熙等豪門的斂財行徑終於引起大後方民眾的憤怒，1940年前後，在重慶等地相繼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倒孔運動，其中倒孔的健將當屬馬寅初、傅斯年等幾位知名學者。這種情形就連蔣介石的親信都覺得解氣，隻是認為蔣身為“一國領袖，憂勞國事，不能獲得家庭之安慰，不亦大苦乎”？對其處境深表同情。但是孔祥熙畢竟“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站在家族的立場，蔣介石為了維護孔祥熙的名譽和地位，竟“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峰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之煽動也”。
1941年3月下旬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上有部分中央委員建議改組政府，但由於蔣介石的袒護，此次倒孔未能成功，僅僅是郭泰祺接替王寵惠出任外交部部長。所以王世傑在4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征象，外間不免失望。”毫無疑問，這裏所說失望的人一定包括宋子文在內。6月23日，遠在美國的宋子文致電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布，幾有清一色之勢”，並說八中全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蔣介石卻認為是他要“爭奪政權”，因而感到十分委屈。宋子文表示“領袖之不諒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輩一本赤忱，為民族、為國家，隻有不顧一切，努力盡我個人之職責”。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李石曾便中在蔣介石麵前予以解釋，以期重新得到蔣的信任。
7月26日，李石曾給宋子文發去一封長電，談到他與蔣介石見麵時，“介公、孔夫人皆避談兄事”，但“對兄態度冷淡無可諱言”。李石曾認為“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權衡之見甚深，雖常命兄作事，但絕不願由兄使其被動”。李還勸宋，稱“介公大方針不錯，抗戰前途頗可樂觀，雖對兄不起，然兄為國必可諒而笑置之。弟常請兄作哲學工夫，此其時也。兄赤忱為國，當不計一時艱苦，介公外態且淡，實際倚重性未減，兄隻有盡忠，終有良果”。據他觀察，“介公領袖自雄，對庸公亦非盡信，且已有小裂痕”。因此“介公對兄雖表麵不好，亦或正欲用兄，世事往往不宜皆看正麵”雲雲。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號召全黨修明政治，《大公報》為此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稱：“現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的決議，我們輿論界若沉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準我們發表，更是違悖中央勵精圖治之旨。”社評披露香港危急時，中國航空公司曾派飛機到港搶救撤退人員，飛回重慶時竟運來箱籠、老媽子和洋狗；同時還揭露某部部長（即外交部部長郭泰祺）以公款65萬元購置一公館之事，因而要求政府“肅官箴，儆官邪”。盡管交通部部長張嘉璈29日對“飛機運狗事件”在《大公報》上進行解釋，盡管這一消息後來證實確係誤傳，但大後方民眾卻都堅信不疑，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高校學生更是連日發動示威遊行，掀起倒孔的高潮。然而其結果是，蔣介石隻撤去郭泰祺的職務，改由宋子文接任，孔祥熙的職務則紋絲不動。蔣介石在1942年1月9日的日記中表示：“昆明聯大學生遊行反對庸之，此事已成為普遍之風氣，不能不令辭去，但此時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
國人與青年皆無辨別之智能，故任人煽惑蒙混，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顛倒，自古皆然。”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接著寫道：“政客又想借《大公報·整頓政治》一文，在各處運動風潮推倒庸之，應以淡定處之。”後來他更將其歸咎於“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這就清楚地看出蔣介石的態度了。
對於昆明出現的倒孔風潮，侍從室幾位親信與蔣介石的看法卻截然不同，譬如陳布雷就認為孔祥熙“已為勞怨所叢，其原因亦有所自”，且孔“年事已高，對缺點已難改正矣”。其後陳布雷還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孔的觀感：“昆明六日有大隊學生遊行，到處書寫反孔標語，皆受《大公報》論文影響，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實孔之誤國豈青年所能盡知，不過謂其專誣其貪而已，貪與專實尚非孔之罪也。”若“貪與專”還不是孔最大的罪責，那麼孔真正的罪過是什麼呢，陳布雷並沒有明確指出，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侍從室秘書陳方則認為“孔之為人莫不痛恨，為孔辯護者，均將遭受責難”；唐縱亦在日記中寫道：“近來學潮愈鬧愈廣，委座對此甚為震怒，曾命康澤赴昆明調查，結果與國社黨（羅隆基等）關係，委座怒不可遏。但今日報載，孔副院長病愈視事，這無異激勵青年學生，增加委座之困難。也許孔故意為此，使委座不得不為之解脫，而彼得以一勞永逸也。然天下人無不歎息委座為之受過也。聞為此事，委座與夫人鬧意氣者多日。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矣哉！”唐縱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孔祥熙自動辭職。但陳布雷卻說，“孔不但不辭職，而且要登報，表示病愈視事”，隨即陳又發出感歎曰：“孔氏對朋友、對領袖、對親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舉。”
二 輿論攻擊，態度轉變
盡管蔣介石對孔祥熙處處維護，但對其所作所為並非一無所知，有時甚至還相當不滿，譬如抗日戰爭前夕孔祥熙想插手中德之間的秘密貿易，蔣介石就曾當著翁文灝和葉琢堂的麵“痛罵孔不顧國體，辭極嚴厲”，這是由於“蔣、孔對德易貨意見大相徑庭，因孔實反對實行也，如實行則願從中取利也”。蔣介石在日記中亦時有記載，如批評孔祥熙隻知“有財政而不注重整個政治”（1938年3月19日）；因為貪圖私利而導致“輿情太惡”，特別是把持財政之後，竟不讓蔣介石插手，“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秘，而惟恐我知道”，“是全將餘助他之好意誤會”（1939年7月19日）；甚至有時竟像宋子文那樣“違忤不從，至為痛苦，因之心情躁急，時用忿怒也”（1939年7月31日）。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同時也為了減輕黨內外對孔的攻擊，蔣介石決定“接受孔庸之辭職，自兼行政院院長”，孔改任副院長（1939年11月16日）。然而蔣介石盡管有時對孔祥熙產生過不滿，卻一直采取克製的態度，並在日記中加以檢討，提醒自己“對孔何時現鄙嫌之意與嚴厲之聲，應切戒之”（1939年11月18日）。甚至後來發現孔屬下販賣鴉片謀利之事，蔣介石除了表示“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籍籍，貪小失大”，也隻能是“更為憂悶，故終日鬱鬱不舒，乃修養不足之過也”。（1942年12月9日）然而孔祥熙及其屬下自視有保護傘，氣焰囂張，不但不予收斂，反而變本加厲。1942年3月，中央信托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串通大成商行的章德武，以中央信托局的名義走私汽車零件，牟取暴利。不料事情敗露，林、章等人被捕，引致社會憤慨。因林係孔之心腹，所以孔祥熙竭力為其說情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礙於孔之情麵，經過多月審判，將林判處無期徒刑。消息傳出後，就連蔣介石的隨從們都為之不滿，欲聯合起來向蔣介石陳明實情。唐縱提出應援引成都市長楊全宇因貪汙槍決之案例，陳方則建議以利用職權謀利為由，均主張嚴判。這些呈辭於12月21日呈給蔣介石，“旋即奉批林世良應予處死刑，許性初改處徒刑四年以上，不許緩刑。並於當晚電話，限二十二日執行公布”。
蔣介石對孔的態度一旦發生變化，立即引起宋美齡的不滿，甚至長期住在孔公館不歸。據唐縱觀察，蔣介石夫婦之間關係不洽，是因為“夫人私閱委座日記，有傷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院長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擔任，夫人希望由孔擔任，而反對宋，此事至今尚未解決”。見到蔣介石困擾於黨國與家族之間的處境，唐縱亦不由得從內心發出感歎：“委座嚐於私人室內做疲勞的籲歎，其生活亦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