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年]冬十月己卯，享於太廟，尊皇祖為太祖。
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設祏室。冬十月，太廟成……乃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議，製尊諡、廟號，定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後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後為第二室。（下略）
神元皇帝即鐵木真父也速該，追上尊諡。漢族諡法製度起於西周文、武。宋蘇洵曾奉詔編撰《諡法》一書，取西周以來一百六十八諡，分別予以解說。如釋“武”，列有“克定禍亂”“保大定功”“剛強以順”“辟土斥境”等六解。鄭樵《通誌·諡略》不以蘇說為然，以為“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事實上，自周武以下，曆代以武功建偉業的帝王，都曾加諡曰“武”。如西漢武帝、東漢光武帝、三國魏武帝、北魏道武帝等是。“聖武”一詞始見於《尚書·伊訓》：“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作為帝王諡號，見於北魏初祖聖武皇帝詰汾。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後，追尊先世力微為始祖，采用漢法，諡神元皇帝。力微父詰汾征討諸部遷都盛樂，奠立了北魏建國的基礎，諡為“聖武”，以誌景仰。忽必烈為蒙古祖先追上諡號，趙璧受命擬諡，北魏鮮卑帝諡，足供參考。鐵木真建大蒙古國，雄武一世，勳業彪炳，諡為“聖武”，自是符合實際的崇高的美諡，所以得到忽必烈的認可和蒙古貴族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趙璧擬製的漢語諡號聖武，與《史集》等書釋蒙語尊號成吉思為“強盛偉大”、“剛強”，涵義基本相同，區別隻在於尊號與諡號，蒙語與漢語。
匈奴單於、突厥可汗在位時有尊號，死後並無諡號。漢族古代帝王“生有名死有諡”，死後有諡號，生前原無尊號。唐代，武則天以女皇即帝位立周代唐，天授元年群臣上尊號曰聖神皇帝。唐玄宗即位，沿用此製，尊號開元神武皇帝，此後，屢加徽號。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下詔說：“爰自唐室，始加美號”，“踵事增華，積習無改”，“自今四方所上表，宜隻稱皇帝”，但遭到宰相趙普等人的反對，仍請恢複尊號並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宋太宗命去文武二字，存“法天崇道”四字尊號。死後諡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遼太祖尊號天皇帝，聖宗時追諡神烈天皇帝。金太祖尊號大聖皇帝，熙宗時追諡大聖武元皇帝。生前尊號死後諡號一脈相承，或依尊號加諡，或增飾改作，其例不一。
元世祖詔命集議製諡的趙璧，是深得元世祖倚重的漢人儒臣領袖，並且精通蒙語，曾以蒙語譯述《大學衍義》為元世祖講說。
虞集撰《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諡議》說：“是時國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傳授焉。”又說：“世祖嚐歎曰：漢人乃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趙璧傳儒學又通蒙語，受命為元太祖擬漢語諡號不能不考慮前朝帝諡的傳統，也不能不參據時人共奉的蒙語“成吉思”尊號。依據蒙語尊號增飾為漢語諡號，於諡例並無不合。
漢語諡號聖武皇帝製定後，題於太廟神主奉祀，十年後又經改作，改題為蒙古語音譯“成吉思皇帝”。《元史·祭祀誌三》記此事說：
是歲（至元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
太廟神主原用栗木，至元六年改為“木質金表”，表麵塗金，故稱“金主”。神主例題廟諡，改題“成吉思皇帝”，表明元朝皇室已將成吉思尊號視同諡號，即沿用漢人諡法製度，但諡號用蒙語。元世祖逝後沿用此製，加諡用蒙語稱“薛禪”，成宗諡“忽都篤”，曆朝相沿遂成定製。太廟神主改題“成吉思皇帝”後，成為法定專稱，為元代漢人所遵用，漢譯名也從無異譯。近人習用的“成吉思汗”一名，隻見於元代蒙古語碑銘，不見於元代漢文文獻。神主改題後，聖武皇帝仍作為漢語諡號，為元室所尊奉。於是形成成吉思皇帝與聖武皇帝兩號並行，一是蒙語音譯，一是漢語雅言，兩者命義，並無歧互。
依據傳統諡法製度，後世帝王可以增諡，以示尊崇。元武宗至大二年為元太祖加諡“法天啟運”四字，稱“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見《元史·太祖紀》。陶宗儀《輟耕錄》卷一“列聖授受正統”稱：“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國語曰成吉思。”釋聖武皇帝“國語曰成吉思”，兩者被視為對譯的諡號，當是反映了元人的共識。
關於成吉思名號的釋義，曾經中外研究者多方探討。前舉諸說外，也還有過各種推測，但都缺少確據，曲折費解。據上考察，作為鐵木真諡號的“聖武”與“成吉思”，隻是漢語與蒙語的區別。雖然不能據以認為“聖武”即是“成吉思”的直接意譯，但足以表明漢語“聖武”諡號的擬定是沿用了蒙語“成吉思”尊號的原義，表明趙璧等人對蒙語“成吉思”含義的理解。
所以，我以為在直接紀錄不足的情況下，趙璧等所擬“聖武”應是“成吉思”名號的最恰當的漢語釋義。它出於元朝皇室尊奉的諡號，題於神主，與波斯《史集》等書的釋義相符，於突厥—蒙古語有據，而且明白曉暢，不需費解。“聖”字是元人對皇帝的稱頌。今譯也可作“威武”或“雄武”。“成吉思汗”即“雄武之王”。
（二）
成書於蒙古太宗時期的宋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韃事略》記蒙古國俗稱：“其常言必曰托著長生天底氣力皇帝福蔭。”“托著長生天底氣力”係蒙古語義譯，《元朝秘史》又譯“賴著長生天的氣力”，直譯則作“長生天的氣力裏”。此詞曾見於鐵木真加號成吉思建國立製時的自述，見《元朝秘史》卷九。
同書總譯部分將此句省譯為“如今天命眾百姓都屬我管”。“長生天的氣力裏”原有仰賴長生天佑助之意。譯作“天命”是引申了的雅譯。此詞原為成吉思汗對長生天的感戴之詞，蒙古建國後遂演變為對成吉思汗及後世蒙古合汗的頌稱。趙珙《蒙韃備錄》記所見蒙古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天賜”即“長生天的氣力裏”之雅譯，用以稱頌成吉思皇帝。《元朝秘史》續集卷二載巴禿（拔都）自欽察（乞卜察）遣使向窩闊台奏報，音譯見“蒙客騰格裏因古純突兒合罕阿巴哈因速突兒”，旁譯“長生天的氣力裏皇帝叔叔的福蔭裏”，總譯作“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元朝秘史》係明初譯漢，但所據蒙文原本，已見蒙語“長生天的氣力裏”合罕，可見蒙古太宗時此詞已是習用的頌稱。元朝建國後漢譯蒙古語“長生天的氣力裏皇帝”，成為讚頌皇帝的法定的專稱，為蒙漢文書所習用。漢族文士所擬聖旨或作“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上天眷命”語出《尚書·大禹漠》“皇天眷命”。這裏是“長生天的氣力裏”的引申。
前引《元朝秘史》卷九鐵木真的自述的總譯，省略了音譯及旁譯的“天地添氣力”，又作“天地氣力裏”，曾見於早期的太子諸王令旨。如戶縣草堂寺闊端太子令旨碑文題“天地氣力裏闊端太子令旨”。周至重陽宮碑見“天地底氣力裏大福蔭裏彌裏杲帶太子令旨”。元朝建國後，太子諸王令旨已罕見“天地氣力”一詞，而習稱“皇帝福蔭裏”，即仰賴皇帝福蔭。至於“長生天氣力裏”則已是皇帝的專稱，太子諸王不得僭用。
長生天即永恒的天，又曾稱為“額兒客迭騰吉裏”，即有威勢的天。古代蒙古信奉為至高無尚，是對天體的自然崇拜。天體被神聖化但並沒有宗教化或人格化。《長春真人西遊記》記成吉思“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指丘處機），猶汝等敬天”，說明蒙古舊俗隻知敬天，不知有神仙。《元朝秘史》卷一○記闊闊出假托巫神傳言，也需托稱長生天的意旨。蒙古的長生天可與漢族的上天、蒼天比擬，但不是人格化的天帝。所以蒙古汗隻稱仰賴天助而不稱“天子”。漢族自周朝以來，帝王稱天子。《春秋繁露·郊祭篇》釋“天子，天帝之子也”。蒙古無天帝，也無天子。西方學者或將蒙古的長生天譯釋God或Diety，是並不切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