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之一派的書法中，宋有蘇黃米蔡四大家中的蘇軾與蔡襄；元代有趙孟頫；明代有倪瓚、祝允明、董其昌；清代有沈荃、劉墉；民國則有康有為、於右任。作為文學大匠的蘇東坡，文章襟懷、天分學養都是第一流的。他的一筆行書，在青年時學王羲之，中年學顏真卿，其學識和悟性都令其書法渾然有大家氣象。他的《黃州寒食帖》奔放而合於法度、姿媚又存堅勁。蔡襄是福建人，任過泉州知府，書界長期誤認為他就是奸相蔡京。史書稱蔡襄性情耿介，為官仁慈，所寫的《自書詩卷》謹嚴有致。趙孟頰是中國書法大師，亦是元代第一書家。書界對他的評價常持兩端，而且爭執不息。但是揚趙者意欲把他擺入顏柳之列的第一流書法家陣內，抑之者也隻是將其擺到次些的地位，仍然無法否認其成就。趙孟頰書法的秀媚在中國書法家中無人出於其右，因而許多初學書法者多喜其字。說他的楷書（如《膽巴碑》）字字如美女，並不是誇大之辭。曾國藩在給兒子的信中曾說學趙之秀巧易得於弱，學柳的骨力方可獲秀。這有些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寓義。其實學什麼得什麼，除了碑帖的影響外，又有自己性情的溶化。人們都說顏體肥癡，然而《新唐書》稱顏書“遒婉”。隻是一般人臨顏時隻得其遒而失其婉而已。而有人則根本品不出顏體秀婉的一麵。不少書法家認為俗人欣賞趙孟頫，如雅人欣賞顏真卿一樣。顏體固然高大豐厚，但在一種矯情的氛圍中，欣賞不出“顏筋”之美而大讚其美，明明看出趙體的秀媚而故意譏之於俗的人也並不少見。趙孟頫之被議論，恐與其為人有關。他本是趙宋遺族，後歸順蒙元的朝廷作了大官，被人視作變節。趙的書法除了一種逢迎味道令人不快外，其行筆的勻稱，自然是無可挑剔的。他的行書《歸去來辭帖》清新悅目，極其風流。作為中國文化的遺產，對於各派遺墨，最好還是放開胸懷珍惜。
朱元璋是崛起民間的粗人，但對書法極力提倡。這種“領導重視”所形成的“上行下效”之效應，也使明代270多年之間出了不少書法大家。明代的書法家中畫家其多，詩人也不少。身為富豪的倪瓚詩書畫無所不精。來訪的俗客走了之後，他必洗滌一番。倪瓚最忌俗，家裏名琴古畫陳列左右，一派名士樣子。他的小楷名稱一時，在題畫時最具盛名。祝允明是作過官的大才子，手生六指。幼時有神童美稱，5歲寫一尺大字，9歲作詩。他對於聲色犬馬無不好之，楷書與草書俱結，變化莫測。晚明書法家董其昌是萬曆進士，官至尚書。他的書法為康熙所愛，盛行清朝一代300多年。清代的書法家沈荃和劉墉都是作過大官的人，前者任禮部侍郎，後者充東閣大學士。沈荃給康熙的屏風禦座寫過不少箴銘，他所推崇的董其昌的書法，形成極其刻板的“館閣體”。劉墉的字既學過董其昌又學過顏真卿，自成一體。具一種肉豐神藏的糊塗勁頭和古拙味道。近代的康有為不獨變法將清朝垂死的政治僵局搞得熱鬧非凡，在書法上也卓成大家。其書法專著《廣藝舟雙楫》在書界亦有廣泛影響。民國元老於右任是草書聖手，他的《千字文》常常為人稱道。應該說草書往往是一個時代書法天才出現的標誌，且不論楷體怎樣成為其主流。清代由於官方推行“館閣體”，使草書大衰，雖然也有朱耷、傅山和王鐸這樣從明末而入清的草書大家，但草書局麵整體是黯淡的。於右任的草書左規右矩，韻致高遠，使清以來的草書作品出現了後來的亮色。
當代的書法家，卓然開創大局的人，首推毛澤東。現在尚缺足夠的資料來研究毛澤東書法的源流。從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刊出的《沁園春·雪》的墨跡看，毛澤東在40年代仍寫楷書，並有漢碑的味道。確切地說他專心攻入草書當在50年代末期，這時已有鮮明的懷素的法度與意蘊。進入60年代中期，毛澤東的狂草筆勢開張，氣韻沉雄，已拓出自家一體。“向雷鋒同誌學習”這一題詞便是極其優秀的作品，已無50年代某些詩詞作品中顯出的柔媚。毛澤東是日理萬機的政治家，一生致力於繁重的軍政大事，於書法他並無意成家。但毛澤東是天才，他博大的胸懷，淵博的學識和深刻的眼力，使書法得到大章法。在更多時候，毛澤東是通過默寫古人詩詞以大草揮之，主要是獲得一種休息。
如同中國的兵法以正奇來作布陣造勢的分野一樣，在書法界也有明顯的分野，無論意趣、地位和風格。文前借用蔡邕的說法，將中國書壇占統治地位的書法家歸於“奇”的一陣，這種“奇”恰是包含“正”的含義，是主旋律，屬正規軍。而另外“怪”的一陣，也絕無左道旁門之意，亦不是無章法的野狐禪。將兩陣對列來讀碑帖，會生出許多耐人尋味的含義。前者多居朝，後者多在野。如王羲之為右將軍，虞世南為秘書監、歐陽詢為弘文館學士，顏真卿為吏部尚書，柳公權為右拾遺。雖然寫《聖教序》的褚遂良無顯赫官職，但被召入朝廷後依然優遊一生，其字亦屬豐豔流麗的“奇”派。而屬“怪”派的鄭板橋盡管當過縣令並陪同乾隆皇帝遊過泰山，然而最終還是流落民間。他那一筆亂葉紛披的書法，就以清新而跋扈的麵目寫出自家絕俗的胸懷。當然，以朝野分正統與旁係的說法並不絕對。兩漢數百年刻碑留下的漢隸、書寫者的尊卑並無記載，就很難說沒有平民，如北魏的《楊大眼造像記》，以其姓名看或許不是高官，但楊大眼能為孝文皇帝造像，亦不能為凡人。在中國這個綱常觀念極強極普遍的社會中，為朝廷謀事，自然要慎言謹行，這在書法中自有體現。反過來，當朝的權貴自然要選擇能夠歌樂升平而又具雍容大度的書體當作規範推行。從書體上看，前者以楷書為多，後者以草書為勝。明代的大畫家徐渭一生鬱鬱不得誌，因失意而精神失常，誤殺妻子入獄，晚年靠賣書畫糊口。他的草書不顧行距，上下左右渾然一體，一副散仙俠客氣派。其帖《應製詠墨》縱橫奔放，是朝廷官人無法寫出的章法。又如日日飲酒的狂僧懷素，為人處世無拘無束。每遇酒酣而又書興大發，無論牆壁衣衫，俱揮毫抒寫。他曾與顏真卿評價自己的草書“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當顏真卿問他師從何家時，懷素將夏日如奇峰變幻的雲彩指為師傅。懷素並非說的醉話，隻把難以描述的創造過程以形象化的比喻點出而已。晉時王夫人的《筆陣圖》說筆畫時，亦有一橫“如千裏陣雲”，一點“如高山墜石”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