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逼著別人問“時裝到底有什麼用處？”是一種農民的思維方式。
這樣說，並非是貶抑農民。事實上，由土地進入城市和由農民進入市民，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不可避免的進程。
那麼，當農民就沒有什麼不好。
福克納曾說自己是“寫作的農民”，使聞者欽佩極了，也仰慕極了。
清代畫家趙之謙也自命“識字農夫”，仍不掩大家本色。
更不必說農民是為所有活著的人提供糧食的人，這種偉大已經有了恩主的地位了。
但是農民的思維方式仍與市民不同，這與生產者和消費者想法的不同是一樣的。
作為一個地道的農民，對穿的要求隻在其實用性與適應性上，因此他幾乎每日每時隻充任一個生產者的角色。作為農民的業餘生活和生產時間並無嚴格的界限。像吃飽一樣，穿暖已經是對生活的全部要求。他們即使有餘錢，盡管是很大一筆餘錢，也隻願投入生產過程中。
對市民來說，穿得好是在穿得暖（包括穿得涼爽與舒適）基礎上的一種提升。因為他們的職業要求在穿戴中顯示出身分。土地並不因為農夫的襤褸而拒絕生產糧食，但市民麵臨的對手更主要的是人。人是有鑒賞有品味有挑剔的特殊生物。
因而市民的衣著更多是為了別人，通過別人的認同甚至讚賞來肯定自我。
同時市民的工作與消閑是截然分開的，那麼他們就沒有必要把工作服帶入社交、逛街以及其他屬於個人的生活領域。
穿戴的多樣化是市民的需求。
時裝的產生，卻不止是為哪一個人或哪一個階層的。它是屬於全社會的一種文化形態。
嚴格地說，真正的時裝並不是人們想穿的那種樣式，而是人們想看的那種衣服。在某些時候，它的表演性超過了實用性，而在另一些時候，它幾乎忽然介入大眾生活，成為實用服裝。
最高檔次的時裝，是常常出現於巴黎的那種代表世界時裝潮流的幾種樣式。當人們為其款式的新潮而驚異的時候，沒有人想要立刻去穿它。而這種時裝本身卻正已極快的速度用墨漬的方式分解到全球的服裝領域。
在這種時裝背後，是發達的紡織工業和服裝工業。
時裝作為獨立的表演形態，也早已躋身於和搖滾樂演唱會、歌舞和體育表演同等的地位。對傳播媒介來說，極高的收視率就意味著成功。而高收視率又意味著時裝融入了大眾的碗文化消費。
當我們從電視機屏幕上看到標準身材的模特兒，帶著墨西哥大寬沿帽，耳墜非洲巨型環，身穿阿拉伯式的條紋長袍時難免會目瞪口呆。你可以說這是無根底的文化拚湊，也可以說是開放性的文化交融，最明智的說法是：時裝。
隨機性和融和性是現代藝術的重要特征，時裝也不例外。它令人慶幸之處是豐富了人們的視野和迅速從視野中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