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張亞雄為什麼要由天津市區，“跳槽”到經濟技術開發區去呢？並且把經過幾年應用技術開發出的項目（此項目，天津市科委已於1983年撥款150萬元，設立平麵包絡環麵蝸杆減速器工程轉換成生產能力，國家計委又將它立為“七五”國家“工試”項目）。在此時非要與外商合資開發呢？殊不知，張亞雄正是被這一個又一個問號枷鎖般桎梏著、鞭笞著，而後又為此痛苦地呼號著、大聲地申辯著和奮力地抗爭著。
市裏有科研條件和機械設備，為什麼要到開發區去？這既是疑問，更是嚴厲指責。張亞雄據理以辯：我們中國人為成一件事業，特別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改革開放，這是天時，全國各地都動起來了；地利，不同的地點卻相差甚遠。關於開發平麵包絡環麵蝸杆減速器工程項目，可謂曆劫九九八十一難，1987年才爭取國家立項。在這之前，為了一個簡單的批文，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蓋章，半年多還沒有轉過來。可開發區卻不一樣，這裏的地利就是有一個開放的格局，有一個仿真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格局。起初他們與香港華盛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合資興建天津華盛昌齒輪有限公司時，麵臨很大困難，需要在開發區建設銀行貸款，建設銀行兩個小時就給他們提供了20萬美元。他們生產的新型蝸輪蝸杆減速器出來後，需要火速將樣機運往新加坡，開發區海關以最快速度給他們辦完了所有的手續，從而使他們的產品當年遠銷新加坡、泰國、加拿大，銷售額達600多萬元，新型的蝸輪蝸杆減速器一舉走向世界。這種發展速度，在市裏舊機製束縛下是不可能達到的。
張亞雄放著所長、院長不當，到開發區與外商搞合資企業，不想撈大錢才怪哩？！這第二個疑問和斥責似乎合乎邏輯，推理縝密，不是麼？時下的人們辦事總有個圖頭，不圖官，就得圖錢。張亞雄當真是要當個腰纏萬貫的“大款”麼？張亞雄每每聽到這種傳言和提問總是淡淡一笑，似乎這個質疑不言自明。是啊，張亞雄要想發財早就發了。1985年，德國富蘭特公司就提出高薪聘請張亞雄到德國，出任他們一家分公司的總經理，她謝絕了。
1988年，張亞雄到新加坡訪問，分管技術工程的國防部長請她到一家十分豪華的飯堂吃海鮮，同時有意安排40名機械刀具方麵的專家作陪，以交談的方式考問她，結果將一場考問變成一堂技術講座，她語驚四座，令這些專家咂舌折服。國防部長提出以40萬美元的籌碼兒要張亞雄轉讓這套技術，張亞雄禮貌地以笑回絕。當張亞雄乘坐國際航班的飛機回到北京時，誰知新加坡一家頗有名氣的銀行的副行長也隨機來到北京。當張亞雄剛剛下榻香格裏拉飯店22樓的一個房間，這位副行長迫不及待地按響了門鈴。張亞雄見來者儀表堂堂，又覺得似乎在哪裏見過，便熱情地讓座沏茶。
“謝謝，謝謝！”來者操著一口東南亞一帶的中國普通話，並隨之將名片謙恭地送到張亞雄手裏。
張亞雄一看才明白他是新加坡某赫赫有名的銀行的副行長，不解地問：“先生，您找我有什麼事兒？”
這位副行長倒也爽快，開門見山地提出以50萬美元的代價要張亞雄轉讓製作新型蝸輪蝸杆減速器技術。
“對不起，我不是在貴國已經答複你們的國防部長先生了麼，給再多的錢我也不同意。”張亞雄說這番話，字字錚錚帶響，砸在地上會一句一個坑。
“如果張小姐不肯采取轉讓技術的方法，能不能到新加坡辦一個蝸輪蝸杆工廠，由我們銀行負責一切辦廠事宜，並聘請張小姐出任總經理，年薪為5萬美金，怎麼樣？”這位副行長不愧為實業家，談起生意來表現出高超的手段和驚人的耐心。無疑，他提出的條件在時下的中國人收入還不怎麼豐厚的情況下是頗具魅力的。且不要講出任總經理後實權和額外收入，就是僅年薪5萬美元折合成人民幣就是近30萬元呀，等於中國200個左右的一般公職人員年收入的總和，能不令人咂舌和向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