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元曲雜劇正處於初創期，關漢卿最多也是孩提時期，而白樸卻在封龍山學友李文蔚及史樟、尚仲賢、侯正卿等文友的協助下，把真定的雜劇創作及演出搞得紅紅火火。白樸用他那承唐繼宋的文學功底，對宋雜劇、金院本的表演程式、唱詞、道白等方麵進行了改造，從而強調了引人入勝的戲劇衝突和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使行院口口相傳的院本雜劇有了文學劇本，也使雜劇在保證本色演出的基礎上，第一次有了“文學性”，達到雅俗共賞的美學境界！也成就了真正意義上的戲劇演出形式。這與白樸等一大批入仕無望的知識分子，參與雜劇創作是分不開的。
根據戲劇研究界的普遍觀點，“關漢卿，大都人，元代統一中國後，北方有些戲曲作家在大都組織玉京書會，編寫雜劇等，關漢卿是這個書會的領袖人物”（見《元雜劇選注·關漢卿》，王季思等主編），關漢卿主要活動在“元大都”期間，與“金中都”和金遷都後的“大興府”應沒有什麼聯係。據北京史料載，元大都工程由太保劉秉忠主持，始建於一二六七年，一二七一年，主體宮殿及土城牆建成，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第二年更名大都。一二八五年，大都所有工程項目陸續完工，世祖下詔：“舊城居民遷京城者，以資高及居職者為先”。此後，在十餘年間，有四五十萬居民自金中都故城遷入大都。大都的經濟、文化及相應的雜劇，才逐漸進入鼎盛時期，特別是到成宗的元貞、大德年間（1295—1307），更湧現出如關漢卿及馬致遠、王實甫等雜劇大家。由此，關漢卿等領軍的玉京書會成立，最早不會超過一二七六年，甚至更遲。此時，白樸已是五十一歲的半百老人，況且，自蒙古中統二年（1261）白樸三十六歲時，因作雜劇及拒薦事，與父親白華發生矛盾，賭氣拋家浪走江南十餘年，其間，基本上與北方的雜劇界失去聯係。到元貞、大德年間雜劇鼎盛期，白樸已是七八十歲的高官老太爺，並早以創作詞為終身事業。至於許多教科書上所說白樸曾參加關漢卿的玉京書會，這都是臆說！白樸搞雜劇創作，起碼比關等早二三十年！他們就不是一個年代的人！
這也是關漢卿“不是金遺民”的又一佐證。戲曲研究界普遍認為，關漢卿約生於一二四二年，馬致遠約生於一二五〇年，王實甫約生於一二六〇年，鄭光祖則是元後期作家，更不在元曲創生之列。所以，白樸稱“初為雜劇之始”是合情合理，當之無愧的。
在白樸三十二歲那年秋天，他最敬愛的通家叔父元好問，因修史著書奔走呼號，積勞成疾，在獲鹿（今河北鹿泉市）寓所溘然而逝。當白樸哭拜於墓碑上隻刻有“詩人元遺山之墓”幾字的墳塋前時，他悲痛至極，思緒萬千。他感激叔父生前對他的救命教養之恩，更感激叔父的高風亮節對他人生道路的影響。於是，他決心像元叔那樣，隻做一個淡泊名利的曲人、詞人。
與雜劇藝人交往是白樸熟悉雜劇藝術、創作排演新劇本等必不可少的環節。據《錄鬼簿》、《青樓集》載，與白樸往來密切的雜劇藝人有天然秀、王元俏、焦治中以及宋奴伯夫婦等人。天然秀，姓高，排行第二，人稱小二姐，母親劉氏曾為真定史天澤萬戶的家伎。小二姐“豐神豔雅，有林下風致”，為當時閨怨雜劇第一高手，頗得白樸的讚賞與憐愛。想必那幾部閨怨雜劇，也應該是白樸專為她而寫的吧。可以這樣說，如果白樸沒有與這些民間雜劇藝人交往的經曆，也就沒有一代元曲大家白樸了。況且，古代的詩、詞、散曲等基本上都是為歌伎吟唱而作的，它的演唱功能和閱讀功能都很重要。所以，文人名士與歌伎藝人的交往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奇，就如李白、杜甫等詩文泰鬥們與藝人的交往均被傳為文壇佳話。
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他清楚地看到，要想維護對被征服地區的統治，終究不能完全倚仗軍事暴力，社會現實要求他必須向漢族原來的統治方式靠攏，實行漢族式的封建化。這一變革雖受到蒙古統治階層中“國俗”派守舊勢力的反對，就連忽必烈也在一些問題上（如恢複科舉製等），不得不妥協讓步，但是社會在前進，民心民意不可違。所以，元世祖在中統二年（1261）四月下令：命各路宣撫使官勸說人們從事農桑生產，抑製好遊懶做的惡習，要以禮待老人，關心人民疾苦，並仿漢朝“征辟”的用人製度代替一直未恢複的科舉製度，舉薦文學才識之人從政。
當時，史天澤由江淮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上任前，他回真定省親，在征得白華同意後，便把白樸的才能學識上報朝廷，以備錄用。
人各有誌，何必強求，當白樸得知這一消息後，他心緒難安，望著父親那憔悴的麵容，他回想起因蒙古軍兩次入侵金朝，致使白家兩次家破人亡。特別是在“壬辰之難”中，母親受辱而無歸，父親事三朝而置閑的往事，家仇國恨曆曆在目。於是，他下決心，一輩子不做元朝的官，像元叔那樣做一個曲人、詞人。從他一生中交往的人員名單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雖有許多像國相史天澤一樣的高官，卻沒有發現一個蒙古人。正如社會科學院版《中國文學史》中寫道的：“在這種情況下，漢族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跟著蒙古統治階級走，高官厚祿，一部分彷徨苦悶做隱士，但生活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卻多半自食其力，不做元朝的官。”白樸屬於後者，他不肯做元朝官員的行動，並非偶然，亦非變態。他不是不想像父輩那樣，得中進士或狀元而功成名就，施展抱負，隻是感到生不逢時。他極不滿意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政治局麵，卻又沒有勇氣跳出士大夫隱逸閑適的生活圈子。他自己不做元朝的官，但又不反對自己的兄弟、兒孫們做元朝的大官……於是，他便效仿曆代清流名士的做法，放情於山水聲色之中，沉溺於詩酒優遊之上，而“視榮利蔑如也”。
白樸和元好問叔父一樣，都講求實際而不盲從。從遠古許由到西周叔虞，從戰國屈原到魏末竹林七賢、東晉的陶淵明，再到唐代的杜甫、李白等，都是他一生所敬仰的清流名士。可是，他崇拜屈原的詩才，卻不讚同屈原竟為一個昏君而投江殉國，便有了“不達時皆笑屈原非”（見白樸小令《寄生草·勸飲》）的話；他讚賞許由為避堯帝禪讓等塵俗是非而“遁跡箕山”、“潁水洗耳”的舉動；他仰慕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骨氣，而“但知音盡說陶潛是”（見白樸小令《寄生草·勸飲》）。但他卻不喜歡許由“棄瓢”式的原始巢居，不喜歡陶淵明隱歸田園後與世隔絕的清苦生活，而是向往能壯遊大江南北、寄情山水之間，以養浩然之氣，在奇景勝境中寄托他那孤高的精神，去尋求精神升華與愉悅的途徑，去尋求一種人與自然相通、自然與人合一的“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自然山川與詩人感情的“同構”和“共鳴”，從而激發藝術創作的靈感……元好問在仕途與隱逸之間徘徊，而白樸對仕途不抱有任何幻想。凡此種種，既矛盾又統一，既超脫又入世的行為，構成了白樸這特殊的人生處世哲學。惟其如此，像白樸這樣一些不被世人所理解的“癡”、“怪”、“狂”的人物，才能成為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和藝術家，才會成為不朽名流，更成為數千年中華文明史中的精英、中堅。
於是，白樸便在史天澤麵前再三陳述自己不宜做官的理由，於是薦官之事也就此作罷。就如王博文在《天籟集·序》中所說，“再三遜謝”而辭薦。“再三遜謝”的本意是，鑒於史家對白樸父子的厚待，隻能是再三地說明原因而委婉辭讓，才是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況且，白樸南遊七年後（1267），仍回鄉為“真定總府請作壽詞”。在史天澤去世十一年後（1286），白樸作《水調歌頭·三元秘秋水》，他在該詞序中寫道：“丙戌夏四月八日夜夢……後從相國史公歡遊如平生。”可見，白樸與史天澤之情誼非同一般，絕對沒有因辭薦而發生矛盾，至於“屢薦不屈，遂渡江而遊”等說法，確實有點不近情理。所以，白樸浪走江南的主要原因隻能在白家內部了。白樸辭謝史相國薦官及迷戀雜劇、散曲創作的舉動，有悖於父親所期望的“鵬摶萬裏程”、“作室望為堂”的目標，並認為白樸作雜劇非正統文人所為，而是“竊得虛名玷士林”。於是，白樸與父親產生了爭執與分歧，在當年（1261）便負氣拋家南下了。
他遍遊大江南北，寄托“孤憤”心境；他憑吊故國山水，激揚興歎文字。他有時“夢覺廬山”、“舟泛江雪”；有時送客滕王閣，開宴嶽陽樓。他“三入嶽陽人不識”；他又幾下揚州“逢人說”……有時他氣衝霄漢，恨不得“秋空一劍橫霜雪”；有時卻悲悲切切地“回首北望鄉國，雙淚落清笳”。他雖想如陶淵明一樣“結廬人境”，企圖逃避“市塵喧鬧”，但他又不時地麵對“棋罷不知人換世，兵餘猶見川留血”的社會現實而義憤填膺，又無奈地欲哭無淚……
白樸浪走江南、十年無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孤獨、最困頓、最無奈，也是最自由的十年。白樸那“天人合一”式的壯遊與他那窮困潦倒的處境很不相稱，有時白樸也得到在當地做官的舊友、新詞友和行院的資助邀請，如在遊巴陵（今嶽陽）時所作的《滿江紅·行遍江南》詞中寫道：“行遍江南，算隻有，青山留客。親友間，中年哀樂，幾回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