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15日，埃韋特返回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上作《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埃韋特介紹了中央蘇區最近幾個月特別是最近三個月來情況惡化，中共中央在中央蘇區進行總動員，通過並開始實施保衛剩下的蘇區和在蘇區外開展遊擊戰的詳細計劃等情況，並強調指出：“我認為，隻有在沒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時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離我們蘇區的步驟。”他重申，“還有一種盡管不能確保的可能性，即我們可以在我們縮小的地域內固守，但同時中共中央也已開始準備讓我們的主力部隊向湖南方向突圍”。“無論我們的處境多麼嚴峻，敵人都不可能消滅我們的有生力量，相反，我們卻可能以我們的主力建立新的根據地，但同時我們將不得不把我們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區及其附近地區，使其轉入遊擊狀態。”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8月29日《關於中國工作的決議》及9月4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均未涉及撤離中央蘇區，向湖南方向突圍戰略轉移的內容。
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成員賴安提交的《關於反“圍剿”戰爭中國蘇維埃和紅軍措施問題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更是得出與中共中央書記處5月下旬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6月16日指示和埃韋特8月15日報告截然不同的結論。賴安認為：“與大約在1934年6月初敵人的大規模進攻戰役基本上停止和暫時受到限製的局勢相比，現在的局勢對中央蘇區和紅軍是更為有利的。順利保衛中央蘇區和堅決粉碎第七次進攻，以及奪回在第六次‘圍剿’中失去的部分蘇維埃土地，擴大蘇區和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會增大。”賴安指出：“現在紅軍迫使敵人分散[自己的兵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其在江西南部、湖南東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的軍事部署，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甚至改變其在江西北部的軍事部署。”賴安表示：“已經明顯地形成了這樣一種形勢，這種形勢對於快速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和群眾運動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而特別是這種群眾運動的矛頭是指向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目的是更積極地支持和保護蘇區和紅軍。”
顯然，在賴安看來，到9月份，中央蘇區形勢有明顯好轉，擴大蘇區和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性非常大，因而根本不必考慮撤離中央蘇區突圍進行戰略轉移。
博古9·17請示與國際9·30批複
1934年9月17日，秦邦憲以個人名義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再次提出撤離中央蘇區，向湖南方向實施戰略轉移。這一次請示，比之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請示，要直接、明確、迫切得多。電文如下：
[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於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並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我們期待……這裏不晚於9月底作出最後決定。
這個請示電，已由5月下旬請示糾結於“兩種可能性”轉變為提出“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的明確目標。共產國際執委會和王明、康生接此電報後萬分驚訝、惱怒，決定以王明、康生名義於9月28日致電中共中央。王明、康生、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爾斯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克諾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均在這份電文上簽了字，最後的建議是米夫親筆寫的。電報指出：
我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準備以主力對廣州部隊實施打擊。須知，從你們的前幾次報告來看，現在正在與廣州人進行談判，此外，即便我們現在不能利用，那麼我們也應該為自己保留今後利用南京人和廣州人之間矛盾的可能性，而現在向廣州人進攻就會使我們失去這種可能性，並會使暫時還沒有對我們實施積極作戰的補充力量仇視我們，因此，請說明你們決定的理由。
鑒於局勢嚴峻，兩天後，共產國際又一次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曼努伊爾斯基、王明、克諾林、黑格爾特、弗雷德和米夫均在電報稿上簽字。電報開宗明義指出：“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後隻在江西進行防禦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
這樣，從1933年11月間開始醞釀，到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提出，再到1934年9月30日共產國際批複同意，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決策，前後耗時近10個月。
通過以上分析，長征決策過程更加清晰了。
首先，長征決策是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弗雷德最早提出的。弗雷德“湖南計劃”從時間上說比李德乃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提出早4個月。單純說李德提議中央紅軍主力轉移，與曆史真實不相符。
其次，長征決策經曆了較長過程，其間還發生波折，倘若不算醞釀階段的“湖南計劃”，即使從1934年5月間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算起，到9月30日正式批準，也經曆4個月時間。“不久共產國際複電同意”之說不夠準確。
再次，長征戰略計劃本身也有發展演變過程。中央書記處會議向共產國際正式請示的長征戰略計劃，是“兩種可能性”，即“留在中央蘇區”或“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共產國際執委會讚成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即“兩種可能性”及“不應把‘兩種可能性’截然對立起來”。4個月後，中央蘇區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長征戰略計劃由“兩種可能性”演變為一個明確計劃，即“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或共產國際批準的“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看不到長征戰略計劃的發展演變，就無法客觀準確揭示長征決策全貌，更無法全麵深入反映長征全部曆程。
共產國際和王明不讚成長征緣由
共產國際對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始終模棱兩可、遲疑不決、態度曖昧，有人歸咎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另有戰略圖謀，稱斯大林寄望中國紅軍牽製日本，減輕蘇聯遠東壓力，以利於蘇聯將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全力對付德意誌法西斯的擴張，雲雲。筆者以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期間，正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召開前後，考察共產國際和王明不讚成長征緣由，似應與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決議及其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等聯係起來。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共產國際舉行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全會主要討論如何反對法西斯，如何認識世界革命危機的新形勢和戰爭危險，確定各國共產黨的任務。全會通過了《關於法西斯主義、戰爭危險和各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會議指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已經造成全世界資本主義製度搖搖欲墜。”世界在接近新一輪革命和戰爭，在中國是戰爭、幹涉和革命，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麵臨以下任務：動員所有力量反擊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對蘇維埃中國的第六次‘圍剿’（是指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筆者注），千方百計加強紅軍和鞏固蘇維埃國家製度，繼續爭取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蘇區，特別是在四川和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