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湖南計劃”到撤出瑞金
紀念紅軍長征出發80周年
作者：湯靜濤
作為20世紀人類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時提出，何人批準、何時批準？共產國際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有何關聯，是否僅是簡單的公文往來回複？這些問題，在長征史專著和權威黨史軍史著作中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客觀反映。筆者依據共產國際檔案等第一手史料，就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醞釀、提出、周折、批準，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各自認識謀劃運籌決策過程，做些梳理和分析，力求客觀再現這段曆史。
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提出湖南計劃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時提出？近年出版的長征史專著和權威黨史軍史著作，各有表述，不盡一致。對長征提出的時間，有1934年春、1934年5月、1934年5月下旬、1934年6月等各種說法。但對長征提出人，人們一般認為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或由李德提議、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紅軍長征決策最早是由李德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總軍事顧問M.施特恩（化名弗雷德）提出來的。
1933年11月27日，弗雷德提出名曰“湖南計劃”的中央紅軍“中心作戰計劃”，並將這一“中心作戰計劃”致電江西瑞金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弗雷德看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局勢不利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實行錯誤政治路線的結果，而這種路線似乎體現在一係列的軍事戰略戰術失誤上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缺少中心作戰計劃上”。他認為“所有困難和問題可以通過製定和采納紙麵上的計劃來解決”。“這種觀點的成果之一，就是1933年11月提出的‘湖南計劃’”。弗雷德“湖南計劃”的核心是，中央蘇區紅軍基本力量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突破，以打擊北麵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部隊側翼和後方，“從根本上改變江西的形勢”，解決粉碎敵軍“圍剿”所有困難和問題。
弗雷德“湖南計劃”的主要內容，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賴安給上級書麵彙報中有詳盡披露，李德《中國紀事》中也曾提及，“計劃規定，在一個月之內，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進，直至湖南邊界，除占領南昌外，也要盡可能占領長沙”。李德認為，“弗雷德的計劃，是要在西北部向敵人的中心地區，發動一次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來講都是無法實現的大規模的進攻”。弗雷德說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駐上海遠東局書記A.埃韋特（化名阿圖爾·吉姆）轉變立場，轉而支持“中央紅軍主力遲早將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的“湖南計劃”。弗雷德“湖南計劃”受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堅決拒絕和強烈質詢，他們認為“這個計劃太冒險，太不符合實際力量的對比情況”。共產國際執委會也反對這個計劃，認為“在目前形勢下，11月27日的計劃是不利的”。
弗雷德“湖南計劃”雖然遭到李德的抨擊，招致中共臨時中央的強烈質疑，共產國際遠東局內部對此也存在明顯分歧，共產國際執委會甚至明確表示不同意，但比李德1934年3月底首次提出從中央蘇區突圍足足早了4個月。後來，中央紅軍長征的突圍方向、戰略目標、最初目的地等，均與“湖南計劃”高度吻合，因此“湖南計劃”無疑應視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的最早動議和雛形。
長征最早的共產國際檔案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彙報撤出中央蘇區的決定，提出“兩種可能性”：“留在中央蘇區，轉入遊擊戰，將其作為我們鬥爭的最重要方法”;“否則我們隻有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後，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這是我們見到中共中央關於紅軍長征最早的直接檔案文字記載。這種描述與我們長征專史、權威著述似乎相去甚遠。中共中央書記處非常糾結，難以定下決心，提出“兩種可能性”，征詢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決定”，請求共產國際指示。
支持“湖南計劃”的遠東局書記埃韋特，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委員皮亞特尼茨基轉寄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同時，撰寫書麵報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應把中共中央提出的兩種可能性截然對立起來，他以紅四方麵軍入川作戰為例，闡述他不應“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他指出，留守蘇區部隊“不應人數很多，否則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在中共中央規定的方向順利進行突破”。在“沒有希望在最近爭取到有利於我們的根本改變”後，“我們的基本力量，隻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後，並且在保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能使用”。遠東局另一位成員賴安也有相似看法，“在最近的將來，可能是秋天，中央蘇區紅軍的主要有生力量，將不得不放棄江西”，“同時，要頑強地保衛現有的中央蘇區根據地”。
中央書記處提出的“兩種可能性”，在李德1939年9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書麵報告中得到印證：“自1934年夏提出以後的行動問題時，革命軍事委員會在我的影響下立即提出兩個方針，一個是竭盡全力保衛蘇區，另一個是疏散”;“無論是1934年夏秋戰略計劃，還是關於遠征的決定，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一致讚成的”。
中共中央請示共產國際遠東局希望有個明確答複，共產國際遠東局答複卻是模棱兩可，對“兩種可能性”完全沒有作出抉擇，甚至提出“不要截然對立起來”，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仿佛提出了第三種可能。
共產國際6.16指示電
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和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們完全讚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但是在夏季，紅軍若竭盡全力，是能夠采取主動把業已形成的不利形勢改變為有利的”，“為防備不得不離開”，“對保存中央蘇區和便於其餘部隊向湖南方向撤離（如果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話），都具有很大的意義”。指示電強調：“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後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那麼這樣做也隻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
這個電報的主要觀點，與《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所引發共產國際“六月二十五日來電”大體相似，尤其是“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等語句與“六月二十五日來電”中提出的“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隻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等語句高度一致。筆者認為，從時間和文字內容來看，共產國際“六月二十五日來電”就是6月16日指示電，隻不過電文翻譯略有不同，不太可能是兩份電文。
共產國際執委會又一次來了個模棱兩可的指示，把中共中央希望明確裁奪的問題推回給了中共中央，“我們完全讚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對撤出中央蘇區長征轉移之事表現出非常勉強、相互矛盾，甚至猶豫不決、難以決斷的曖昧態度，而絕非長征史專著、權威黨史軍史著作的一般意義上的“不久複電同意”或“複電同意轉移”。
紅軍長征決策的兩次反複
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發出指示信後，對長征決策仍出現過兩次反複。一次是在1934年8月15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會議上，一次見於1934年9月3日駐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報告。